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太紧迫的问题，抱着一个炸药捅接近火焰。如果王安石对这个问题认识很清楚，他也许就不是那么积极地给哲宗出谋划策了，三不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当挡箭牌了。而且这样也不见得对宋朝的长远发展不利，毕竟从宏阁角度，税收增加的多民间财富就少，那些说税收多就富有的观点实际不懂经济。而财富被那些昏君奸臣花掉的效果和藏富于民比叫就更是弊大于利了。所以王安石变法无论成功与否都是很值得商榷的。那些守旧派不好绝顶聪明之人是看出问题的，但是他们没有那个眼光看出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包括后来的王夫之，只能斥之为奸佞，这个名词变法派斥之守旧派更响亮，还有元佑党籍名单，最多的那个有三百多人。让两派这么一闹，宋朝满朝没有别的，都是奸佞，外加一个比奸佞更糟糕的皇上，他本来有当裁判的职能和能力，却比任何一派的人都积极站队，堪称宋代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特殊存在，你说该有多乱，乱到将真正的对手都给忘掉了，让辽国金国趁虚而入。
    如此可见，光是解决赋税问题，就要综合考虑，逐一解决，然后有人协调，才能解决问题。大概步骤是这样：第一步解决三冗问题，最后落实到减少或者完全去掉冗费。解决了这个步骤以后，才重新评估，是不是还需要增加财政来源，如果还需要，采取第二步，增加生产，比如说需要二十万，这个可以在现有一百万税源的基础征税百分之二十，也可以另行增加一百万税源，依然可以保持原来的百分之二十税率而不是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下一步就是如何收取二十万税收，均平税负是一个重大问题，如果有人多有人少，这是一个出问题的巨大危险，另外就是保证经手人别中饱私囊，这些都做到，或许能保证改制成功。
    而从历史上看，王安石根本就没有做到第一步和最后一步，所以可以说他的变法不是好法，哪怕中间步骤有可取之处。至于后来的继续新法，多半只是利用其名义，而实际上贪图它最坏部分的好处。
    第三个原则，对宋代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不能脱离时代的局限，比如对岳飞，我们当然可以不赞同的他对高宗的愚忠，但是不能说他愚忠不对，而且也不能忽略他不愚忠的后果。比如他如果当时就扯旗造反，估计即使他的岳家军也不会无条件跟着他走，因为他们都是在忠君报国思想下聚集的。如果他暗中来，一旦泄露就再也不可挽回，而且招致朝廷全力镇压，后果还是生灵涂炭，和岳飞的一贯思想完全对立。因此，从情理上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这就超出了时代背景硬性给他转移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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