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战胜洪水的英雄。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说：“《诗·大雅》说丰水东流（《文王有声》篇）、梁山巨大（《韩奕》篇），都是禹治水的功绩。《尚书·吕刑》篇说禹平水土。”“孔子说禹‘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大概禹在原始灌溉工程上尽了力，大有益于农业，因之为后世所歌颂并夸大为治洪水的神人。”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公而忘私，不屈不挠，一往无前，已熔铸成华夏民族顽强的意志品质和伟大的精神力量。
    《禹贡》的重点在第一部分，以大禹治水开篇，按照高山大川划分全国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再按照九州的次序分别叙述各州的山川分布、水土治理、土壤质量、贡赋等级、物产交通。现代科学研究证实了《禹贡》记载的少数内容是当时山川物产的传说，多数内容经过了作者实际调查勘测，有事实根据。《禹贡》的内容涵盖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等地理学重要分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禹贡》的自然地理学价值首先在于确定自然区域划分的标准和原则。《禹贡》利用高山大川等天然地界实体作为各州界线，视各地地形地貌不同，分为三种情形：（1）山地丘陵地区的边界由山脉确定，例如荆州由荆山和衡山定边界。（2）高原与平原地区的边界由河流确定，例如雍州由西河和黑水定边界。（3）地形构成复杂地区由山、河、海混合确定边界，例如青州由渤海和泰山定边界。各区内部，从区域环境上讲都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区际之间又都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是当今自然地理学综合自然区划原则的滥觞。
    《禹贡》的自然地理学价值还表现在它对当时全国的土壤进行了系统类型划分和等级划分，并且根据土壤肥力制定不同的贡赋标准。《禹贡》把当时的土壤划分为壤、坟、埴、涂泥、青黎等名称。这些在现代土壤学中都可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土壤类型，如黄壤是指淡栗钙土，白壤是指盐碱土等。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作者，对当时的土壤划分的系统完善程度和对各种类型土壤性质认识的科学程度，令人惊叹。
    《禹贡》的经济地理学价值首先体现在九州土田贡赋的制定。《禹贡》中九州的划分，从划分的方法、内容上看当属自然区划，但从划分的目的和作用上分析，它实质上又是一种经济划分，因为《禹贡》本身实际上是一个贡法，依据各地的环境特征确定贡赋的品类和等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然、经济结合的统一地理学的朦胧思想，对现代的经济区划工作有重要启示作用。
    《禹贡》经济地理学价值体现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提出“五服说”。古代在天子领地外围，每五百里为一个服役地带，共有五个服役地带，称为“五服”。“五服”按距离远近分别称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甸服”以下“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19世纪初叶，德国农业经济学家冯·杜能提出圈层结构理论，认为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城市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与空间距离成反比。他主张区域经济的发展应以城市为中心，以圈层状的空间分布为特点逐步向外发展。反观《禹贡》中的“五服”，其实正是一种圈层结构，“五服”五百里等距和甸服以下以百里等距的结构模式，实际上是具有区位思想萌芽的、以都城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农业圈层结构设计。这是世界经济学和地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实，也是我们祖先对全人类科学文化发展的杰出贡献。
    《禹贡》政治地理学价值主要体现于九州的假想划分，对中国“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行政区域的演化都具有巨大影响。
    《禹贡》是我国最早最有价值的地理学着作，是研究我国上古时期地理环境的主要文献。从《禹贡》对古代地理环境全面、详细的记叙中，可以获得很多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信息，对研究古今河湖的变迁、气候的演变、人口的分布、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经济中心的转移以及整个地理环境的变化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禹贡》是《尚书》最重要的篇章之一，是史书地理志志体的开篇，《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等地理学专着都以《禹贡》作为研究的主要依据。汉魏以降，研究《禹贡》的学者日益增多，着述日丰，《禹贡》成为专学，并且形成汉学、宋学等不同学术派别和研究风格。历代《禹贡》学着作中，以清朝学者胡渭的《禹贡锥指》最为完善闳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研究《禹贡》，土壤、水利、农业等方面的学者也对《禹贡》进行深入探讨，古老的历史文献显示出无与伦比的珍贵学术价值。
    《禹贡》的写作年代，是《尚书》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争议很大。学术界一般认同《禹贡》成于战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