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然的佳作，注意学习内容充实而又辞采华丽的作品。在观察与读书这两部分之间，插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说明观察与读书时应该怀抱高洁的心志。这一段的最后两句，是说通过观察与读书终于培养了文思，便开始进入“投篇而援笔”的具体写作过程。文章也就随着转到论述构思情况的第二段。
    《文赋》的理论贡献，不在于深，而在于新。陆机不仅创建了创作理论的体系，还在想象（第二段）、灵感（第十八段）、风格（第五段）、体裁（第五段）、声律（第六段）、独创（第二段、第九段）等一系列问题上有新的开拓。这对于后来刘勰进一步建立严整的文学理论体系，写出《文心雕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是一点也不夸大的说法。陆机在《文赋》中倡导“妍”（第六段）与“艳”（第十五段），有的论者便据以认为《文赋》的理论是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这一看法并不符合《文赋》的实际。陆机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历史作用，为此专门写下一段文字（第十九段）加以论述。他的创作发生论是建立在感物的基础上的，倡导的是文能逮意与意能称物的写作路线。在作品内部，他还明确提出了“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的以理为主、文与理相结合的主张。陆机提倡“妍”与“艳”，重视艺术形式，强调音韵动听，词采华美，并不是《文赋》的局限，相反，这是文学逐渐繁荣以后文学自身独立意识的觉醒，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的现象，反映了陆机对文学特点认识的深化，对于提高六朝文学的艺术性是有促进作用的。而六朝文学的艺术成就，又是唐诗繁荣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至于六朝文学的形式主义与唯美主义的弊病，那是另一回事，陆机是不能任其咎的。
    与其他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论着相比较，《文赋》在表现上具有抒情性与形象性相结合的显着特色。作者用的不是冷笔，而是热笔，笔调充满感情，富有诗意。如谈行文乐趣（第四段），论构思（第二段），说灵感（第十八段），作者如身临其境，写得笔飞墨舞，神采飞扬。有时作者干脆采用第一人称的口吻描述或议论，如“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第十段）、“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第十八段）。“普辞条与文律”一段（第十七段）自谦不足，更是全用第一人称写成。作者如对亲朋好友，娓娓而谈，令人倍感亲切。陆机在《文赋》中就指出过：“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他本人的情况恰好相反。他对写作一道甘苦备尝，对写作中的是非得失态度鲜明，因而虽是理论文章，仍能写得极富于情韵，神气充盈，生动感人。与抒情性相共生的，是形象性。《文赋》虽是一篇论说文，但并不采用抽象的逻辑推理，而是采用形象地再现的方式。具体写法多种多样：有时以具体写抽象，以部分代全体，如以“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写“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清刘熙载所谓“以鸟鸣春，以虫鸣秋”（《艺概·诗概》），指的正是这一类写法。有时则借助比喻，如论获得了文意以后，进入表现阶段时的情况：“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层）云之峻。”以钓起深渊中衔钩之鱼比喻遣辞的艰难，以飞鸟被箭迅速坠落比喻行文的顺畅，说明无论难易，都应精心探求，以使词与意相称。陆机还特别喜欢用音乐比喻写作，一半以上段落中都有这一类比喻，如“凄若繁弦”（第九段），“譬偏弦之独张”（第十一段）等。至若“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第十六段），更是以音乐、舞蹈同时作比了。文学与音乐以至舞蹈，都是艺术的创造。以音乐舞蹈作比，引譬连类，浮想联翩而来，有助于加深对文学的感性印象。有时，作者还采用拟人化的手法以加强作品的形象性。如“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第五段），意思是文词如乐伎，充分表演，任人挑选；文意如同匠人，根据命意的需要，决定对词句的取舍。此外，还借助典故以加强作品的形象性。如“是盖轮扁所不得言，亦非华说之所能精”（第十六段），以《庄子·天道》中轮扁斲轮的典故，说明写作时“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的可以意会而难以言传的情形。
    抒情性与形象性相结合，这就是《文赋》虽是一篇理论文章却显得文采斐然、情韵动人的主要原因。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运用赋的体裁与富于文学性的写法，对于充分展开理论的论证是有所影响的，《文赋》在后世引起的种种争议，与它本身缺乏应有的概念的明晰性，多少是有些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