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的力量，他认为“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以吾击晋，校其强弱之势，犹疾风之扫秋叶”。在沙门道安面前，他将出兵东晋比做“南游吴、越，泛长江，临沧海，不亦乐乎”，飘飘然完全陶醉在胜利的梦幻中了。至于出兵之初，就大言不惭地预封东晋君臣官职，“其以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势还不远，可先为起第”，则狂妄得来近乎无赖了。苻坚如此口吐狂言，再生动不过地说明了他的不可一世和自命不凡。我们再看苻坚对于不同意见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对合他意的进言——实际上是别有所图的阿谀之言，他的反应不是“喜曰：‘是吾志也’”（对朱肜），就是“大悦曰：‘与吾共定天下者，独卿而已’”（对慕容垂），并“赐帛五百匹”以示赞赏。对为他分析客观形势，劝他不可妄动的逆耳忠言，他要么是“默然良久，曰：‘诸君各言其志’”（对权翼），含糊其辞地回避问题；要么是“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复何望’”（对阳平公融），当面给人难堪；要么干脆执意“不听”（对沙门道安等）；要么直斥为“军旅之事，非妇人所当预也”（对张夫人），“天下大事，孺子安知”（对幼子中山公诜）。作者在描写苻坚对群臣进谏的不同态度时，恰如其分地运用“喜”、“大悦”、“默然”、“作色”等词，对苻坚的神态作画龙点睛之笔，生动地刻画出他的一意孤行和武断专横。但作者在突出苻坚的武断专横时，并没有忽视表现苻坚狡诈的一面，这主要体现在苻坚为举兵东晋所作的一系列诡辩之中。谏臣们累言出兵东晋“天道不顺”，苻坚却说“天道幽远，未易可知”，并举他自己“灭燕，亦犯岁而捷，天道固难知也”为例证。这些话孤立起来看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避开当时的具体形势不谈，就完全是诡辩了。这就是苻坚为自己所作的一系列辩解完全站不住脚的关键所在。石越强调东晋“据长江之险”的优势，苻坚辩以“夫差、孙晧皆保据江湖，不免于亡”；阳平公融认为前秦“数战兵疲”，不宜再战，苻坚辩以当“乘累捷之势，击垂亡之国”。当朝臣为出兵之事“各言利害，久之不决”之时，苻坚不去认真分析不同意见，反而笼统地说：“此所谓筑舍道旁，无时可成，吾当内断于心耳。”“自古定大事者，不过一二臣而已。今众言纷纷，徒乱人意。”直接为自己的独断专横寻找借口。苻坚对阳平公融说：“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达变通耳！”像苻坚这样“变通”，就无异于诡辩。这两句话，正好是苻坚诡辩的自供。苻坚这个形象的成功，就在于作者把他的狂妄、武断和狡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与他的身分是很吻合的。
    与苻坚不可一世的形象相比，作者笔下的谢安就是另一种风姿了。当“秦兵既盛，都下震恐”之时，面对求计的谢玄，谢安却“夷然，答曰：‘已别有旨。’既而寂然。”随后就“出游山墅，亲朋毕集，与玄围棋赌墅”，甚至“游陟至夜乃还”。然而这正体现出谢安的“庙堂之量，不闲将略”。最为精彩，堪称绝笔的描写是当谢安得知秦兵已败，却“了无喜色，围棋如故”；但下完棋回屋过门槛时，门槛碰断了木屐上的齿条，他也没有发现。这是极写谢安内心深藏不露的巨大喜悦。谢安如此强压内心的喜悦，实不免史家所谓“矫情镇物”之嫌。但作为刻画谢安个性的细节描写，却是入木三分之笔。所以全文虽然只有二百余字的篇幅写到谢安，但谢安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并不亚于苻坚。
    人物语言的充分个性化，是本文的另一成功之处。前已述及，作为一个不可一世的君主，苻坚的语言特征是狂妄自大；即使在他的诡辩当中，也带着几分蛮横。而作为别有用心的阿谀之徒，朱肜、慕容垂的语言则总是极力吹牛拍马。什么“陛下恭行天罚，必有征无战，晋主不衔璧军门，则走死江海”啦，什么“陛下神武应期，威加海外，虎旅百万，韩、白满朝”啦，等等。而且，我们还可以从他们的语言中看出刻意迎合之迹。慕容垂说：“《诗》云：‘谋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断自圣心足矣，何必广询朝众！晋武平吴，所仗者张、杜二三臣而已。”这与苻坚“筑舍道旁，无时可成，吾当内断于心耳”，“自古定大事者，不过一二臣而已”的诡辩之词，如出一辙。而像权翼、石越、阳平公融等忠直的谏臣，他们的语言则表现出情真意切、据理力争的特点。沙门道安和张夫人是身分较为特殊的两个人物。作为一个僧人，道安不便像其他朝臣那样就事论事，直言相谏，所以他的劝谏之言显得含蓄委婉。张夫人的谏言从“天地之生万物”说起，兜了个大圈子，才说到伐晋之事，表现出她的谨小慎微，生怕冒犯苻坚的心理。作为东晋宰相的谢安，文中只有几句看似无关宏旨，实则令人回味的话，这与他深藏不露的风度相一致，反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统观全文，人物对话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作者在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上所下的功夫，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
    像淝水之战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可能写得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一篇优秀的史传文，更不当满足于仅仅详叙事件的始末，而应当力求从中揭示出事件的本质。本文之所以能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本质作出令人信服的揭示，跟它如何把握和剪裁这一历史事件是分不开的。首先，对战争双方即前秦和东晋，作者选取前秦为重点来写，通过揭示前秦出兵东晋的盲目性，道出了这场战争胜负的必然趋势。其次，作者详写战前双方的谋画过程，对战争本身只是粗线条大笔勾勒。而事实上，对战争本身的略写，已在详写战前谋画中得到了补充。因而文中对战争的叙述，虽然较为简略，读者却无单薄之感。最后，作者在着重揭示这场战争的必然趋势时，并不忽略表现战争中的一些偶然因素。如苻坚登寿阳城，“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兵”；逃散的秦军“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这种在必然中辅以偶然的写法，使文章更生动多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