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4章 宋朝也加班
    辽朝社会大致经历三次较明显的变化。
    第一次变化始于会同元年燕云十六州的并入，经济、社会构成的变化促使契丹族加快了封建化步伐，辽朝建立了中央集权、胡汉分治的政治体制。
    第二次变化始于澶渊之盟，辽朝结束了与中原政权长达数十年的战争状态，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深入，辽境农耕地区和草原地区的经济文化都有较大发展，并加大了经略西北、西南、东北边疆民族地区的力度，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第三次变化始于大康年间，耶律乙辛诬害道宗皇后和太子，擅权恣肆。
    自此，辽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政治腐败，经济衰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尖锐。
    一、阶级关系和社会构成的变化建国前契丹族尚未完全进入阶级社会。随着大量各族战俘的迁入，特别是征服渤海国和获得幽云汉地后，契丹族很快完成了向封建社会的过渡。
    但辽朝社会始终存在大量的贱民奴隶。官奴主要是宫户奴隶，私奴称驱口。
    从辽初至圣宗时期，屡见将生口、俘户、宫户、叛户分赐贵族、群臣、将校的记载。奴隶的来源包括战俘、债务奴、犯罪籍没、依仗权势抑良为奴等，而以建国后开疆拓土所得的战俘奴隶最多。
    出于发展封建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征调兵徭的需要圣宗初期即见抑制奴隶制因素的记载。
    986年，四月壬戌载，辽军“围固安城统军使颇德先登，城遂破，大纵俘获。居民先被俘者，命以官物赎之”。
    这是说城破以前被辽军将士俘获的居民，用官物赎还为民。统和七年二月，“诏南征所俘有亲属分隶诸帐者，给官钱赎之，使相从。”
    用官钱向诸族帐赎奴，可能变私奴为官奴，更有可能是释奴为良，让他们承担国家的赋役。实际上，自辽初起，并非将战俘一律变为奴隶。
    在那些用战俘建置的州县，战俘就不是奴隶。统和十三年四月，“诏诸道民户，穆宗，应历以来胁从为部曲者，仍籍州县。”
    部曲是地主贵族的依附民，或即处于奴隶地位。被胁从为部曲，是豪强兼并的结果。澶渊之盟切断了辽朝掳掠人口的主要来源，是对奴隶制因素的极大抑制。
    战后，不少被掠的汉人得以归乡。宋真宗景德二年二月，诏“没蕃汉口归业者，均给资粮”。
    次年又“诏河北诸州民陷契丹而归者旧住庄产勿限编敕年岁并给之”。
    据河东安抚司大中祥符七年1014的报告“北界自景德二年后汉口被掠自归者千六百二十五人。”
    澶渊之盟后在对外战争中仍见将俘虏抑为奴隶的情况如统和二十八年征伐高丽后次年二月将“所俘高丽人分置诸陵庙余赐内戚、大臣”。
    但对国内抑良为贱的现象则继续予以制止。
    开泰元年1012十二月诏令“诸道水灾饥民质男女者起来年正月日计佣钱十文价折佣尽遣还其家。”这实际是用雇佣劳动取消债务奴隶。
    开泰八年南京一带发生灾荒同知南京留守杨佶就采取这种计佣赎身的办法解放了不少卖身为奴的人。
    在封建观念的影响下有的人主动放奴。宋朝名臣田况之父景德中由辽境南归“始契丹寇澶州略得数百人以属况父延昭。
    延昭哀之悉纵去因自脱归中国。”有的官奴婢被赎出去组成新的家庭。如涿州新城县人李家兴“以钱二十千赎得南界掠来妇人阿杜为妻”。
    法律的调整也减少了罪奴的数量。如辽朝一向“蕃人殴汉人死者偿以牛马汉人则斩之仍没其亲属为奴婢”圣宗母承天太后始“一以汉法论”即一律依据律令裁决。
    太平七年1027“诏诸帐院庶孽并从其母论贵贱。”
    次年“诏庶孽虽已为良不得预世选”又“诏两国舅及南北王府乃国之贵族贱庶不得任本部官”。
    庶孽即妾之子。以上规定显然是出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目的但却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婢生子转良现象的普遍存在。
    兴宗重熙十五年1046年“禁契丹以奴婢鬻与汉人”。
    契丹人既不能与汉人进行奴隶贸易当他们需要钱时就可能听驱口赎身。
    辽圣宗时部分奴隶被编置成国家直属的部落成为国家编户。
    如稍瓦部、曷术部部民本是“诸宫及横帐大族奴隶”国家取之置石烈分别从事狩猎和冶铁业。圣宗“以户口蕃息置部”。
    从奴隶到编户平民不仅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也使国家获得封建赋役的承担者。原来隶于诸宫卫的各族宫分人圣宗时也有不少从宫卫中划出来编为直属国家的部落或州县。
    圣宗三十四部中撒里葛部、窈爪部、耨盌爪部、讹仆括部、奥衍女真部等十九部“皆俘获诸国之民初隶诸宫户口蕃息置部。”脱离宫卫后诸部分隶南、北宰相府镇戍边疆。
    上京定霸县、保和县、宣化县都是圣宗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置”
    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所置州县还有仪坤州来远县、显州属辽西州长庆县、川州弘理县。
    开泰初所建信州及二属县析平州提辖司人户并他县人户置来州属隰州“圣宗括帐户迁信州大雪不能进建城于此置焉。”
    帐户即宫帐户、宫分户有契丹等游牧民也有汉、渤海族等定居农耕民。
    提辖司亦称制置司乃提辖制置司的简称是设在府州、管理各地汉、渤海人宫分户的机构。
    《地理志》所记其他州县想必还有以宫分人建置而漏记者。
    开泰二年四月记载“以韩斌所括赡国、挞鲁河、奉、豪等州户二万五千四百有奇置长霸、兴仁、保和等十县。”
    豪州为头下州奉州或为头下州丰州之异写而赡国、挞鲁河人户很可能就是宫分人。
    如果《本纪》保和县的记载纪年无误的话此推理便能成立。以宫分户编置的州县或者隶属宫卫或者直隶朝廷。隶属宫卫州县的编户不是宫分人。宫卫属于内府、内库皇室是其所有者。
    控制宫卫的极度膨胀对国家经济发展、健全财政、赋役制度都是有利的。贵族的头下军州圣宗以后不少被国家收归国有成为宫卫州县或直属朝廷的州县。
    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结建州县以居之”“加以私奴置”本身就是辽朝抑制奴隶制的产物。俘户、私奴编入头下军州其身份与驱口贱奴不同是为转户类似客户。
    头下军州户的赋税在头下主与国家之间分配他们对头下主保留较强的依附关系。
    圣宗以前或因犯罪籍没或因绝嗣头下军州也有收归国有的。圣宗以后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央集权的加强国家强化了对头下军州的控制除少数以公主媵臣户建立的头下军州外不再见新的头下军州建立原有的也不少收归国有。
    自辽太宗“籍五京户丁”以来直到圣宗时期方见统计户口的记载。
    一次是统和九年“通括户口”一次是统和十五年“通括宫分人户”。
    统和二十一年又见“通括南院部民”。
    户口统计工作与上述州县、部落的建置沿革不无关系。这是辽朝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它肇始于统和前期而于澶渊之盟后继续进行并得以巩固。圣宗时期奴隶的法律地位也有所提高。原先奴隶主可以任意杀害奴隶统和二十四年规定“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
    公主、贵族擅杀奴隶也要论罪。圣宗开泰六年公主赛哥杀害一名婢女公主、驸马受到降爵削职的处分兴宗重熙年间契丹贵族耶律袅履擅杀他人婢女有司拟以大辟论因其善画讨得兴宗的欢心被免死流于边地。
    对奴隶的刑罚也有所减轻。兴宗重熙二年规定奴婢犯逃或盗窃主家财物“主无得擅黥其面”只能刺臂部、颈部。
    这和同时颁布的在全国废除鲸面的法令是一致的。原来规定只有主人犯谋反大逆等死刑罪时奴隶才能告发官府道宗清宁四年掌内藏库官员赃满两贯就允许奴隶告官。
    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政治法律制度的完善是抑制奴隶制因素、提高奴隶法律地位的根本原因。
    阶级关系、社会构成的变化、民族融合的加快出现统一官制、整齐风俗的呼声并需作相应的法律调整。
    辽初基本是“因俗而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唐律令。”因而“同罪异论者盖多”。
    圣宗太平七年七月诏更定法令要求“《制条》中有遗缺及轻重失中者其条上之议增改焉”。
    兴宗重熙五年四月颁行太平七年以来新定《条制》。重熙二十年再诏更定《条制》。
    道宗咸雍六年1070“帝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命令更定《条制》“凡合于律令者具载之其不合者别存之。”大康、大安间续有增订。
    道宗清宁三年1057帝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呈皇太后。
    这种政治理念的出现尽管与现实存在一定的距离但确是辽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反映了民族融合的趋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早在兴宗重熙七年萧孝忠任东京留守时奏请取消渤海人击鞠的禁令认为“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分彼此”五年以后他入朝任北院枢密使又奏请“一国二枢密风俗所以不同。若并为一天下幸甚。”
    圣宗以来的法律改革基本沿着糅合番、汉法律的道路进行反映了社会生产生活的深刻变化。但道宗过于偏向汉制对契丹等族的传统法律、习惯扬弃过甚加之吏治腐败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法律改革以失败告终。
    史载“条约既繁典者不能遍习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众吏得因缘为奸”大安五年复行重熙旧法。
    总之澶渊之盟后历史发展的事实说明和盟对辽宋双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发展相对落后的契丹族和幽云以北地区来说积极意义十分明显。
    实际上自辽太宗入侵中原遭受重创以来契丹社会上下都已厌苦得不偿失、无休无止的南侵战争。辽穆宗实行休养生息遂致“户口丰殖”“年谷屡稔”南大王耶律挞烈、北大王耶律屋质终成“富民大王”。
    辽景宗在位时继续实行睦宋政策保宁六年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宋雄州守臣希望双方修好得到积极响应。
    萧太后953-1009年自幼目睹应历951-968年以来和平环境下社会经济的繁荣亲历乾亨979-982年以来辽宋交恶对辽朝社会经济的破坏。
    当意外虏获宋真宗的藩邸亲信、宋将王继忠后王继忠又晓陈和战利害并表示愿意为辽宋和好上书宋真宗。
    萧太后遂决意大举南下以兵逼和期望一劳永逸尽快结束辽宋敌对状态签订和盟在她有生之年为她的子孙后代创造一个和平有利的发展空间。
    二文教昌兴与礼法观念在契丹人中的推广澶渊之盟前辽朝大量吸纳中原官僚儒士进入统治机构。
    占领燕云地区后在积极使用该地区汉族文人的同时仍重视从晋、周、宋统治区引进人才。统和七年“宋进士十七人挈家来归命有司考其中第者补国学官余授县主簿、尉。”
    统和十二年十一月“官宋俘卫德升等六人”并“诏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具以名闻。同时“诏郡邑贡明经、茂才异等”。
    由于征战不已实无暇顾及发展文化教育培养自己的人才。而发展较落后的契丹统治阶级对文教事业的认识也是有限的。
    到景宗、圣宗统治时期封建化的发展奠定了文教事业进步的基础。澶渊之盟关闭了吸收中原儒士官僚的大门为培育人才辽朝重视发展教育文化进一步推行科举制。
    与宋朝的经济文化往来也开阔了辽朝人的眼界。契丹人的整体文化素养显着提高儒家礼法观占居主导地位。
    这无疑是辽朝社会的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