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平城东宫的那个婴孩
    公元408年，一个平凡的冬夜，北魏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宫里传来一声响亮的啼哭。婴儿的父亲——当时的太子拓跋嗣松了口气，而婴儿的祖父、那位以铁血手段建立北魏的道武帝拓跋珪，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
    老皇帝仔细端详着这个孙儿的面容，那双锐利的眼睛仿佛要穿透时间：“此儿貌异，成家立业后必能成就大业！”这句话，像一道神秘的咒语，缠绕在这个鲜卑男孩的一生中。
    这位被祖父寄予厚望的婴儿，最初的名字并不叫“拓跋焘”，而是有一个相当接地气的鲜卑名——“佛狸”（b?ri，意为狼）。直到后来汉化加深，才有了这个文绉绉的汉名。也许“狼”的本性，早已烙印在他的血脉里。
    第一幕：十六岁皇帝的“新手大礼包”
    场景一：速成班毕业，直接上岗
    公元422年，十四岁的拓跋焘被封为泰平王，官拜相国、大将军。这听起来威风凛凛，实则是个“皇帝预备班”的实习岗位。当时的皇帝老爹拓跋嗣显然想给儿子一个缓冲期，让他熟悉熟悉业务。
    谁知计划赶不上变化。423年十一月，拓跋嗣突然驾崩，十六岁的拓跋焘被迫提前“转正”，接过北魏的传国玉玺。这个年纪放到今天，也就是个高二学生，而他却要面对这样的局面：北边，柔然汗国的骑兵在草原上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南下“打草谷”；西边，胡夏政权的赫连氏家族占据关中，都城统万城号称“坚不可摧”；东边，北燕冯氏割据辽西，像根难啃的骨头；南边，刘宋王朝的宋文帝刘义隆整顿内政，眼神时不时瞟向北方。
    这哪里是皇位？分明是个“四面楚歌大礼包”！
    场景二：初战柔然——少年天子的勇气测试
    登基第二年（424年），考验就来了。柔然可汗大檀听说北魏换了个“娃娃皇帝”，乐得合不拢嘴：“小孩子懂什么打仗？正是抢掠的好时机！”于是亲率六万骑兵，像一阵旋风般直扑北魏旧都盛乐。
    消息传到平城，朝堂上一片哗然。老臣们分成两派：保守派主张坚守不出，“小孩子别逞强”；激进派则忧心忡忡，“这仗怎么打都是输”。
    就在这嘈杂的争论声中，十六岁的拓跋焘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御驾亲征。
    《魏书》记载了这样戏剧性的一幕：年轻的皇帝披甲上马，有老臣拉着马缰苦苦相劝：“陛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啊！”拓跋焘的回答很干脆：“我大魏的江山，难道是坐在宫殿里守住的吗？”
    最惊险的时刻发生在战场上。魏军前锋与柔然骑兵遭遇，拓跋焘一马当先冲入敌阵，结果被柔然骑兵团团围住。箭矢如雨点般落下，他的坐骑中箭倒地，身边的侍卫死伤惨重。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拓跋焘抢过一匹无主战马，挥舞长刀杀出一条血路。
    这一战，虽然没能全歼柔然军队，却让所有人看到了少年皇帝的胆识。柔然人开始意识到：这个“娃娃皇帝”不太好惹。
    第二幕：统一北方的“游戏攻略”
    第一关：柔然——草原游击战的终结者
    柔然人有个让历代中原王朝头疼的特长：他们像草原上的风，来时迅猛，去时无影，典型的“游击战专家”。北魏朝廷为此争论不休：到底该筑长城防守，还是主动出击？
    这时，一个书生模样的人站了出来——汉族谋士崔浩。他提出了一个看似疯狂的建议：“追！一直追到他们的老巢！”
    这个建议有多疯狂呢？想象一下：让你率领一支中原军队，进入茫茫大草原，追击来去如风的骑兵。找不到路、找不到人、找不到补给，搞不好自己先迷路饿死。
    但拓跋焘听了，眼睛一亮。他后来在朝堂上对群臣说：“诸卿只知柔然擅长游击，却不知游击战的弱点——他们必须带着牲畜迁徙。只要我们找到他们的牧场，他们就无处可逃！”
    于是，一场持续数年的“草原追逐赛”开始了。
    424年、425年两次北伐算是热身。真正的“终局之战”发生在429年。这一年春天，拓跋焘做了一个大胆的部署：兵分两路，西路由大将长孙翰率领，吸引柔然主力；自己则亲率东路军，轻装简从，直插漠北腹地。
    这场远征的艰苦程度超乎想象。魏军每人只带十五日粮草，剩下的全靠沿途缴获。他们穿越了今天的蒙古戈壁，在几乎没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行军数千里。
    当魏军如神兵天降般出现在柔然可汗庭时，柔然人彻底懵了——这些北魏人怎么比草原民族还熟悉草原？
    原来，拓跋焘早有准备。他重用了熟悉草原的高车族将领，又派出大量侦察骑兵。更重要的是，他抓住了柔然人的“命门”——夏季牧场。游牧民族夏季必须到水草丰美的地方放牧，这是他们无法隐藏的行踪。
    此战成果辉煌：柔然主力溃散，高车等三十余万落（一户为一落）部落归附，缴获牛羊马匹数以百万计。拓跋焘在庆功宴上调侃道：“以前是柔然人随时来‘做客’（劫掠），现在轮到我们随时去‘回访’了！”
    第二关：胡夏——攻破“史上最硬城堡”
    如果说打柔然是“运动战”，那么攻打胡夏就是“攻坚战+心理战”的经典结合。
    胡夏的都城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境内），是十六国时期着名的“超级工程”。建造者赫连勃勃曾得意地宣布：“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这座城的防御堪称变态级：城墙用蒸熟的泥土混合石灰、糯米浆夯筑，“坚可砺刀斧”；城墙高达十丈（约23米），底厚三十步（约45米），城墙上能跑马车；马面（城墙突出部分）密集，弓箭手可以交叉射击；护城河既宽又深，引黄河水灌注。
    始光三年（426年）九月，拓跋焘趁着赫连勃勃刚死、儿子赫连昌继位的机会，发兵攻打。但他没有傻傻地强攻，而是玩起了“心理战”。
    第一次进攻，他率两万轻骑，趁黄河结冰快速渡河，如同闪电般直抵统万城下。在城外劫掠一番后，他故意留下老弱士兵和瘦马，制造“魏军不堪一击”的假象。自己则率主力悄悄撤退。
    赫连昌果然中计。他登上城楼，看到魏军“狼狈逃窜”的样子，哈哈大笑：“都说拓跋焘厉害，不过如此！”于是亲率三万精兵出城追击。
    接下来的操作堪称军事教科书级别：拓跋焘假装溃退，一路丢弃物资，把夏军引到离城三十里的埋伏圈。当夏军人困马乏时，北魏伏兵四起，骑兵分两翼包抄。最绝的是，当时突然刮起罕见的东南风（这一带通常刮西北风），飞沙走石，天昏地暗。
    部将建议：“风向不利，是否暂避？”拓跋焘却逆向思维：“风沙大作，敌军更看不清我军虚实，正是破敌良机！”他亲率精锐逆风冲锋，大败夏军。赫连昌狼狈逃回统万城，城门关闭时，差点夹断自己的马尾巴。
    但统万城还是没攻下。第二年（427年）六月，拓跋焘卷土重来。这次他玩得更绝：他把十万大军埋伏在统万城北的山谷中，自己只带少数骑兵到城下挑衅。赫连昌上次吃了亏，这次学乖了，坚守不出。拓跋焘见状，使出了“激将法”的升级版——他让士兵在城下大骂，把赫连家的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
    赫连昌终于忍不住了。他命弟弟赫连定守城，自己率军出城决战。结果刚出城十里，就发现中计——四周山谷中涌出无数魏军，统万城回不去了。
    城内的赫连定想出兵救援，却被魏军偏师死死缠住。城外，赫连昌的军队被全歼，他本人单骑逃亡上邽（今天水）。统万城，这座号称“永不陷落”的堡垒，就这样被攻破了。
    战后拓跋焘参观统万城的宫殿，看到那些镶金嵌玉的装饰、雕梁画栋的建筑，摇头叹道：“巴掌大的国家，修这么豪华的宫殿，不亡国才怪！”——这话说得义正辞严，不过史书偷偷记载，后来他自己的宫殿修得也挺豪华。
    第三关：北燕与北凉——统一北方的收官之作
    收拾完胡夏，北方棋盘上还剩两颗棋子：东北的北燕（今辽宁一带）和西北的北凉（今甘肃一带）。打这两家，拓跋焘更像是个“接收大员”，因为实力对比已经悬殊。
    攻打北燕（432-436年）的过程，几乎可以拍成喜剧片：北燕君主冯弘的应对策略堪称“躺平式防御”——魏军来了就跑，跑到山上躲着；魏军走了就下来，继续当他的土皇帝。如此反复，直到436年，北魏大军兵临城下，冯弘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放火烧城，然后逃亡高句丽。
    更搞笑的是，他逃到高句丽后，还摆着天子的架子，对高句丽王呼来喝去。高句丽王最初还忍着，后来实在受不了，派人把他杀了。北燕就这样以一种荒诞的方式灭亡了。
    灭北凉（439年）则更像一出家庭伦理剧：北凉君主沮渠牧犍是拓跋焘的妹夫（娶了北魏武威公主）。两国原本关系不错，沮渠牧犍每年进贡，姿态放得很低。但他私下里有个毛病——喜欢“脚踏两只船”，一边向北魏称臣，一边又和柔然暗送秋波。
    拓跋焘最初还想维持表面和气，他给妹夫写信：“咱们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不能坦诚相见的？”沮渠牧犍的回信很客气，但行动很诚实——继续和柔然勾搭。
    终于，439年六月，拓跋焘忍无可忍，亲率大军西征。出兵前，他还搞了个仪式，把沮渠牧犍的“罪状”刻在木板上，当众宣读，颇有现代“宣战声明”的味道。
    这场仗打得没什么悬念。沮渠牧犍想固守待援，等待柔然援军。结果柔然人还没到，他侄子沮渠万年先开城投降了。沮渠牧犍无奈，只好自缚出降，上演了一出“亲戚反目”的戏码。
    至此，从304年匈奴刘渊建立汉赵开始，持续了135年的十六国乱世，终于在439年画上了句号。中国北方再次统一，形成了与南朝刘宋隔江对峙的“南北朝”格局。
    第三幕：皇帝的多重面孔
    场景一：灭佛与崇道——一场宗教与经济的大博弈
    如果说拓跋焘的军事才能让人惊叹，那么他的宗教政策就让人挠头了。这位皇帝是个虔诚的道教徒，尊奉道士寇谦之为“天师”，甚至在平城修建了宏伟的道坛，定期举行斋醮仪式。
    但问题来了：皇帝个人信仰什么本来无可厚非，可拓跋焘硬是把个人喜好变成了国家政策。而他打击佛教的理由，表面看是宗教冲突，实则是一笔经济账。
    当时佛教寺院是什么状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免税特权机构plus版”：僧人不用服兵役（兵源减少）；寺院土地不用交税（财政收入减少）；还能接受大量捐赠（社会财富向寺院集中）；更有甚者，一些百姓为了逃避赋税，干脆“假出家”（当个名义上的和尚）。
    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二月，拓跋焘在镇压盖吴起义时，偶然发现长安一座佛寺里藏有兵器。他勃然大怒：“和尚要兵器做什么？难道是准备‘物理超度’朕的军队？”（原话是：“此非沙门所用，必与盖吴通谋，欲为乱耳。”）
    一怒之下，他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全国性灭佛诏令：“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这场灭佛运动残酷到什么程度？寺院被拆毁，经像被焚烧，僧尼被强迫还俗，拒不改宗者甚至被处死。佛教史称“法难”，将其与后来的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灭佛合称“三武一宗灭佛”。
    但历史总有它的幽默感。拓跋焘的灭佛并不彻底，因为他的太子拓跋晃就是个佛教徒。太子利用监国的权力，暗中保护了不少僧人，还把一些佛经佛像藏匿起来。父子二人在宗教问题上，玩起了“猫鼠游戏”。
    场景二：“国史之狱”——文字真的能杀人
    如果说灭佛是宗教政策失误，那么“国史之狱”就是一起典型的政治惨案，暴露了北魏政权深层的矛盾。
    主角崔浩，汉族士人领袖，北魏第一谋士，堪称拓跋焘的“首席智囊”。这位老先生才华横溢，但有个文人通病——太看重“青史留名”。他主持编纂北魏国史时，坚持要“直笔”，也就是有啥写啥。
    问题就出在这个“有啥写啥”上。鲜卑拓跋氏早期的历史，实在不那么光彩：抢掠、乱伦、弑杀、兄终弟继（收继婚制）……这些在草原民族看来可能不算什么，但在汉文化里就是“丑事”。
    崔浩怎么做的呢？他不仅写了，还觉得写得特别好，于是让人把国史刻在石碑上，立在平城通衢大道，“欲以彰浩直笔之迹”。这下可捅了马蜂窝。
    鲜卑贵族们路过石碑，识字的人一看，气得七窍生烟；不识字的人找人一读，更是暴跳如雷。很快，弹劾的奏章像雪片般飞到拓跋焘面前，罪名很严重：“暴扬国恶”。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拓跋焘在巨大压力下，下令逮捕崔浩。最残酷的是，崔浩被关在木笼里，由数十名卫士轮流在他头上撒尿，受尽侮辱后被处斩。他的家族、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都被株连，死者数千人。
    这场惨案背后，其实是北魏政权汉化与反汉化的激烈冲突。鲜卑贵族借机打击汉族士人，而拓跋焘在维护皇权与安抚贵族之间，选择了后者。
    耐人寻味的是，事后拓跋焘曾对大臣说过：“崔司徒可惜。”但人死不能复生，这句话听起来更像是胜利者的矫情，或者一丝若有若无的悔意。
    第四幕：南征与落幕
    第一幕：瓜步山下的对峙——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
    处理完崔浩案后，450年七月，拓跋焘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南征刘宋。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有争议的决定。
    这次南征的规模空前绝后。北魏动员了全国兵力，号称百万（实际约三十万），分兵数路南下。拓跋焘亲率中路大军，一路势如破竹，直抵长江北岸的瓜步山（今江苏六合）。站在瓜步山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对岸的建康城（今南京）。这是北方政权军队第一次如此接近南朝都城，整个江南震动。
    宋文帝刘义隆的反应很有意思。他登上建康石头城，遥望对岸的北魏军营，说了句：“彼亦人子也，何故至此？”（他们也是父母生的，何必来送死呢？）这话听着慈悲，实则透着无奈——宋军主力还在路上，京城空虚。
    接下来的场面堪称“战争史上的行为艺术”：拓跋焘在瓜步山大兴土木，砍伐芦苇建造行宫，还派使者给刘宋送去骆驼、名马，要求“和亲”。刘义隆则回赠美食美酒，双方使者往来，彬彬有礼，仿佛不是交战两国，而是在进行友好访问。
    但这只是表象。北魏军队在进军和撤退途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和屠杀，“所过郡县，赤地无余”。江淮地区遭到空前破坏，百姓死伤逃亡不计其数。
    这场南征，北魏没有取得实质性战果，却耗尽了国力，激化了社会矛盾。而刘宋虽然保住了江山，但江淮元气大伤，为后来的衰落埋下伏笔。真正的输家，是那些无辜的平民百姓。
    场景二：诡异的结局——被宦官弑杀的雄主
    正平二年（452年）三月，平城皇宫发生了一场诡异的政变。
    宦官宗爱——这个因为受到拓跋焘宠信而权势熏天的人物——突然发难，弑杀了四十五岁的皇帝。关于动机，史书记载模糊：《魏书》说宗爱“性险暴”，因犯罪害怕被追究；《资治通鉴》则暗示涉及太子之争。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拓跋焘一生防范外敌、警惕权臣、压制宗室，最后却死在自己最信任的宦官手中。他像一只警惕的雄鹰，时刻注视着远方的威胁，却没注意到脚下的毒蛇。
    宗爱的弑君过程也充满戏剧性。他先是在拓跋焘酒中下药，待其昏睡后，带亲信宦官潜入寝宫，用绳索勒死了皇帝。随后，他假传诏书，立拓跋焘的幼子拓跋余为帝，自己掌控朝政。
    但阴谋终究不能长久。两个月后，宗爱被大臣设计诛杀，拓跋焘的孙子拓跋濬继位，是为文成帝。一代雄主，就这样潦草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五幕：历史的三棱镜
    场景一：敌人怎么看他？
    在南朝史书《宋书》中，拓跋焘被蔑称为“索虏”（扎辫子的胡虏）。但即便是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能力。《宋书·索虏传》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英图武略，事驾前古，虽冒顿之鸷勇，檀石槐之骁悍，不能及也。”
    这个评价相当高——连匈奴的冒顿单于、鲜卑的檀石槐都比不上他。要知道，冒顿曾围汉高祖于白登山，檀石槐建立过强大的鲜卑汗国，都是草原民族的传奇人物。
    南朝人还记录了一个细节：拓跋焘晚年曾对南朝使者说：“我饮长江水，未尝不念江北。”这句话透着不甘——他统一了北方，却始终没能跨过长江。
    场景二：自己人怎么记他？
    在北魏官方编纂的《魏书》中，拓跋焘是“太武皇帝”，庙号“世祖”。编纂者极尽赞美之能事：“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华。”
    但对于那些不太光彩的事，史官们就含糊其辞了。比如“国史之狱”，《魏书·崔浩传》只简单说“浩诛”，细节寥寥；灭佛事件更是轻描淡写，仿佛不曾发生过。
    在佛教典籍《高僧传》《法苑珠林》中，拓跋焘是“法难”的制造者，他的死被描述得相当凄惨——七窍流血，全身溃烂，这是“报应”。而在道教文献《老君音诵诫经》中，他是护法明君，灭佛是“清整道教”的正义之举。
    场景三：现代史学界的再审视
    今天的历史学家，更倾向于把拓跋焘放在那个特定时代来理解。
    军事上，他无疑是天才。他开创了中原王朝大规模、长距离奔袭草原的先例；他擅长心理战，几次以少胜多；他统一北方的速度，在冷兵器时代堪称奇迹。
    政治上，他有远见也有局限。推进汉化、重用汉人、完善法律、发展教育，这些举措促进了民族融合。但他晚年的严刑峻法、大兴土木（虽然他说别人奢侈，自己也没少建），又暴露了统治的局限性。
    文化上，他是个矛盾体。既尊孔崇儒，建立太学；又奉道灭佛，打压其他宗教。这种矛盾性，正是那个时代民族融合阵痛的缩影——他想学习汉文化，又怕丢失鲜卑本色；想统一思想，却激化了矛盾。
    第六幕：现代启示录
    第一课：关于“统一”的哲学思考
    拓跋焘用二十年时间，统一了分裂百余年的北方。这个速度，放在中国历史上都算快的。但速度的背后是什么代价？
    连年征战，民生凋敝，“百姓疲于兵革”；严刑峻法，社会紧张，“民不堪命”；民族矛盾，文化冲突，最终自己也死于非命。这让我们思考：统一的进程，是否应该更注重“融合”而非“征服”？武力的统一之后，如何实现心灵的和解？
    第二课：多元文化管理的智慧
    拓跋焘面对的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帝国。鲜卑、汉、匈奴、羯、氐、羌、高车、柔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习俗、信仰。他的管理方法简单粗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灭佛事件，表面是宗教冲突，实则是文化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的综合体现。他想通过打压佛教来强化皇权、增加税收、控制人口，结果激化了矛盾。今天的多元社会管理中，我们能否找到更包容、更智慧的方案？
    第三课：历史书写的权力游戏
    “国史之狱”赤裸裸地展现了历史编纂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崔浩以为“直笔”是史官的操守，却触犯了政治的红线。什么样的历史可以写？怎么写？谁来写？这些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
    每一个时代的史书，都是当代价值观的折射。拓跋焘希望历史记住他的丰功伟绩，却不愿暴露祖先的野蛮过往。这种“选择性记忆”，何尝不是人性共通之处？
    第四课：英雄的黄昏定律
    很多历史人物都逃不过这样的循环：青年时锐意进取，中年时成就辉煌，晚年却陷入猜忌、保守、暴虐。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从唐玄宗到明太祖，似乎都有类似的轨迹。
    拓跋焘也不例外。十六岁临危受命，三十岁统一北方，四十岁开始犯错，四十五岁死于非命。这像某种历史定律：打天下需要的品质（果断、强势、冒险），与治天下需要的品质（宽容、平衡、耐心），本就矛盾。能够完成这个转变的，少之又少。
    第五课：关于权力的双刃剑效应
    拓跋焘的人生轨迹展示了权力的腐蚀性。早年他虚心纳谏，从善如流；随着权力巩固，越来越刚愎自用；晚年简直到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地步。从“亲征柔然”到“国史之狱”，我们能看到一个帝王如何从清醒走向暴戾。
    这提醒我们：权力需要制衡，无论古代皇权还是现代领导权。好的制度不是完全相信人性，而是假设人性可能变坏，提前设防。就像汽车要有刹车系统，不是不相信司机的技术，而是以防万一。
    尾声：草原鹰的遗产
    今天，当我们站在大同的云冈石窟前（虽然主要开凿于拓跋焘的孙子时期，但佛教的复兴正是对他灭佛的反拨），或者站在统万城的遗址上（那座他攻克的“最坚之城”如今只剩土丘），抑或是翻阅《魏书》中那些充满矛盾的记载，我们仿佛能看见那个鲜卑皇帝的身影。
    他策马扬鞭，身后是滚滚铁骑，统一的旗帜在北方大地飘扬；他挥手下令，面前是佛寺的熊熊大火，文化的冲突在火光中显现；他深夜批阅奏章，思考着如何统治这个庞大的多民族帝国；他最终倒在血泊中，结束了他波澜壮阔又充满争议的一生。
    拓跋焘就像他所属的那个时代——混乱中孕育着秩序，野蛮中包含着进取，残酷中夹杂着智慧。他统一了北方，却没能统一人心的分裂；他推行了汉化，却激起了鲜卑贵族的反弹；他创造了盛世，却埋下了衰落的种子。
    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善恶二元。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尤其是一个像拓跋焘这样复杂的人物，需要我们放下非黑即白的思维，走进那个特定的时空，理解那些特定的困境。
    他留给我们的，不是标准答案，而是一面多棱镜——从不同角度看去，会看到不同的光影：既是英武的征服者，也是残忍的屠戮者；既是文化的推动者，也是文明的破坏者；既是雄才大略的帝王，也是猜忌多疑的凡人。
    也许，这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它从不提供简单的评判，只留下无尽的思考。而拓跋焘，这只草原上飞得最高、也跌得最重的雄鹰，他的故事至今仍在提醒我们：权力的巅峰往往是最危险的地方，改革的道路总是布满荆棘，而历史的评价，永远比生前的功过更加复杂、更加悠长、更加值得深思。
    最终，所有的金戈铁马、所有的宫廷阴谋、所有的文化冲突，都化作了史书上的几行文字，静静地躺在时光深处，等待着后人的翻阅与解读。而那个曾经让整个北方颤抖的名字——拓跋焘，也渐渐褪去了血色，成为了一个符号，一段传奇，一个永远说不尽的故事。
    仙乡樵主读史至此，有诗咏曰：
    平城落日蚀金镞，野老犹传佛狸名。
    朔气忽翻旧竹简，掀涛直作铁骑声。
    少年执槊昆仑裂，碾破贺兰百丈冰。
    阴山千帐风雷动，柔然星殒乱云崩。
    统万城摧铁瓮朽，北燕戟折河西晴。
    六合初定烟尘里，残甲经年苔犹腥。
    骤起天火焚经偈，崔浩血溅碑文青。
    瓜步箭影沉江雾，孤鸿暗度紫微棂。
    功成岂必戮国士？宫墙夜夜闻鬼嘤。
    穹庐残月照铜狄，秋风自咒草木刑。
    君不见，参合陂前滔天浪，尽是苍生泪纵横。
    又：乙巳秋深，过平城故墟。阴山铁色，敕勒余音，恍闻佛狸控弦之声。少年箭破柔然，壮岁鼎沸北疆，然龛尘蚀像，穹碑啮沙，岂非霸业终归苍茫之谶？今以《望海潮》调寄之，缀寒笳冰河为引，试剖英雄骨血中草原狼性与汉家九鼎之纠葛。全词如下：
    阴山云冻，桑干冰坼，西风卷地如笳。
    烟凿碧霄，歌沉敕勒，胡天漫织寒纱。
    废垒锈饥鸦。记少年控镝，射落惊霞。
    卅载蹄霜，旋成九鼎烫春华。
    英雄谁共争嗟？纵刘渊戟折，石勒戈斜。
    俱化雪泥，唯留霸业，苍茫几度浮槎。
    独此佛狸家。任龛尘蚀像，甲血凝痂。
    留得穹碑如齿，啃噬旧时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