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曾经的四川安抚制置使袖口还沾着墨迹，他的脚步很轻，轻到几乎融入了夜风拂过老槐树叶的沙沙声中。
    直到他在尹志平身侧三尺处站定，尹志平才微微侧过头，算是打了个招呼。
    余玠的目光也落在校场中央，那里月兰朵雅正手把手地教余如晦鞭法的起手式，少年学得认真，额上汗珠滚落也顾不上擦。
    “如晦这孩子，”余玠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带着常年处理公务、话说太多的疲惫，但语气里却有一丝尹志平之前未曾听到过的柔软，“从小便比别的孩子沉静。他娘去得早，我这些年又东奔西走，在蜀地一待就是好几年，他跟着我，没享过什么福。”
    尹志平注意到，余玠说这些话时，那双被风霜和忧患刻出深深沟壑的眼睛里，有一丝极淡的、不易察觉的光。
    “他想学武，我知道。他很小的时候就问过我，爹，你为什么不教我武功？我跟他说，爹的武功是战场上杀人用的，不适合你。他就问，那什么样的人适合学爹的武功？我说，随时准备去死的人。”
    他顿了顿，嘴角微微牵动了一下，那是一个极淡极淡的、几乎不能称之为笑容的弧度。“从那以后，他再没问过我。”
    尹志平沉默了一瞬，缓缓开口：“余大人不想让他走你的路。”
    “是。”余玠没有否认，“我的路太苦了。我自己走够了，不想让他也走一遍。”
    “可他还是想走。”
    余玠的目光依旧落在校场中央那个少年的身上，月光照在少年汗湿的额头上，照在他紧抿的唇角上，照在他那双与父亲一样深陷、却比父亲多了几分清澈的眼眸里。
    良久，他才轻轻叹了口气，那口气极轻极轻，像是不忍惊扰了这夜色。
    “是啊，他还是想走。”余玠的声音低了下去，“他嘴上不说，但我看得出来。我白天在街边断案，他就站在人群里看着。那个姓孟的大汉一棍打爆周财主脑袋的时候，所有人都慌了，他没有。他就那么看着我，看我怎么判，看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然后他回家，一个字也没问。”
    尹志平想起余如晦方才说的那句话——“我爹心里不想只判他赔钱的，可是他不能。”
    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能说出这句话，说明他已经把父亲的处境看得清清楚楚。
    不是愤怒，不是埋怨，只是理解。而这份理解，恰恰是最让余玠心疼的地方。
    “他比我想的还要懂事。”余玠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苦涩，“可我不想他这么懂事。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就该有十三岁的样子。闯祸，挨骂，再闯祸，再挨骂。而不是站在街边，看着自己的爹被那些看不见的绳子捆住手脚，然后回家一个字也不问。”
    尹志平想起自己十三岁的时候——当然，那是上辈子的事。上辈子的十三岁，他在做什么？大概是在学校里和同学打闹，放学后偷偷去网吧，被老师骂了就顶嘴，被父母说了就摔门。
    那时候他觉得那些烦恼很大，大到能让他整夜睡不着。现在回头看看，那些烦恼轻得像纸，风一吹就散了。
    可余如晦的烦恼不一样。
    他的烦恼是真的——那是他父亲的困境，是这座繁华都市底下千千万万百姓的苦难，是一个王朝正在从根子里腐烂却无人能够阻止的无力。
    这些烦恼，沉得像铁。
    “余大人，”尹志平收回思绪，将话题引向另一个方向，“你在蜀地经营多年，对北边的局势想必比我清楚。山东那边，如今到底是个什么情形？”
    余玠的目光从校场收回，落在庭院角落里那几竿修竹上。
    竹叶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青光，夜风拂过，发出细碎的沙沙声。
    他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开口，语气变得与方才截然不同——不再是谈论儿子时的柔软无奈，而是一种沙场宿将特有的冷静与透彻。
    “山东的局面，说到底，是一个‘散’字。”余玠伸出右手，五指张开，像是在虚空中抓住一把散沙，“势力太多，谁也不服谁。李璮继承了父亲李全的红袄军底子，表面上声势最大，但他犯了一个和李全一模一样的毛病。”
    “什么毛病？”尹志平问道。
    “反复无常。”余玠的五指缓缓收拢，像是在将那把散沙攥紧，“李全当年也是个人物，白手起家，聚拢了几十万义军，纵横山东，连金国和蒙古都要拉拢他。可他从始至终没有真正选定过一边——南宋势大，他便归附南宋；蒙古势大，他又暗中与蒙古通好；金国势弱，他便趁机蚕食金国的地盘。他以为这是在夹缝中左右逢源，实则是在悬崖上跳舞。”
    余玠的手指一根根收拢，最后攥成一个拳头：“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建立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基业。他想要的，只是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不断扩充自己的兵力，不断让所有人看到——李全不是任何人的臣子，李全就是李全。这种心思，他以为藏得很好，可南宋看得清清楚楚，蒙古也看得清清楚楚。一个只想壮大自己、随时可能反咬一口的人，谁会真心接纳他？”
    尹志平听到这里，心中不由微微一动。余玠这番话，与他前世读史时看到的许多分析不谋而合。李全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定位”的问题——他既不甘心做南宋的臣子，又不愿意彻底投靠蒙古，更不想像传统的割据军阀那样经营一方。
    他只想在几大势力的夹缝中不断膨胀，直到有一天膨胀到所有人都不敢忽视他、都必须向他低头。
    可他没有想过，夹缝中的膨胀是有极限的。当你膨胀到一定程度，你就不是夹缝中的一枚棋子了——你是挡在几头巨兽之间的一块肥肉。
    “所以他最后被南宋和蒙古联手夹击，兵败身死。”尹志平缓缓说道。
    余玠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李全死的时候，红袄军四分五裂。是他的妻子杨妙真站出来，收拾残局，稳住了局面。杨妙真这个人，我是真心佩服的。”
    他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丝罕见的敬重，那是对一个真正值得尊敬的对手才会有的态度。“杨妙真不像李全。她不反复，不摇摆，不贪图那些虚无缥缈的‘壮大’。她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她想要给红袄军的弟兄们一条活路，想要让山东的百姓有一口饭吃。所以她接手之后，立刻整顿军纪，安抚流民，该种地种地，该纳粮纳粮，把红袄军从一个四处劫掠的武装团伙，变成了一个能治理一方的势力。她甚至主动向南宋朝廷靠拢，接受册封，不是因为她对朝廷有多忠心，而是因为她知道，只有名正言顺，山东的百姓才能过上安生日子。”
    尹志平静静地听着。他对杨妙真的了解不多，但从前世读过的零星史料来看，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在丈夫被夹击而死、义军四分五裂的绝境中，她没有选择玉石俱焚，也没有选择卑躬屈膝，而是以一种极为务实的方式稳住了局面，为山东争取了数年难得的喘息之机。
    “可李璮……”余玠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丝惋惜，“李璮表面上吸取了他父亲的教训。他不反复，不摇摆，名义上一直接受朝廷的册封。他把精力放在经营地盘上，在山东推行屯田，减免赋税，招揽流民。看起来，他似乎比李全稳重得多。可他骨子里，还是在走他父亲的老路。”
    “怎么说？”尹志平问道。
    余玠的目光变得深远，像是在透过夜色看向那个正在山东经营自己小王国的年轻人。“李全当年反复无常，是因为他想壮大自己。李璮现在不反复，是因为他觉得时机未到。父子俩的心思，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都不想真正做谁的臣子。李全用反复来争取壮大的空间，李璮用隐忍来争取壮大的时间。可壮大之后呢？李全没有想过，李璮大概也没有想过。”
    他的手指在石桌上轻轻一点，像是在敲击一扇紧闭的门。“说到底，红袄军从始至终都是一支流寇。流寇最大的问题，不是打不过官军，而是他们从来没有学会怎么经营一块地盘。李全没学会，他只会抢。杨妙真学会了——她让红袄军停下来，种地，收税，养民。所以红袄军在她手里，是最稳的几年。可她毕竟不是红袄军真正的主人。李璮一接手，那些老兄弟们的旧习气就又冒出来了。屯田？那是给外人看的。真正养活李璮那几万大军的，还是抢——抢同行的，抢豪强的，抢一切能抢的。只不过他比李全聪明，抢完之后会做善后，会让被抢的人不至于立刻翻脸。”
    余玠说到这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口气极轻极轻，像是不忍惊扰了这夜色。“可这种聪明，能撑多久呢？山东不是塞外，不是抢完一片还能换一片的地方。你把能抢的都抢光了，剩下的就是不能抢的——因为再抢，那些被你抢过的人就会联合起来，把你撕碎。到那时候，李璮要么学他爹，在几头巨兽之间反复横跳，最后被联手夹击；要么就赌一把，趁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打一场惊天动地的仗。无论哪条路，结局都不会比李全更好。”
    尹志平沉默良久。余玠这番话，把李璮的困局剖析得淋漓尽致。李璮不是不聪明，恰恰相反，他比李全聪明得多。他知道什么时候该隐忍，什么时候该示弱，什么时候该经营，什么时候该出手。
    可他所有的聪明，都用在了一条注定走不通的路上。他和他父亲一样，始终没有真正想明白一个问题：你到底想要什么？是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江山，还是让跟着你的人都能活下去？如果是前者，你就要做好和所有人翻脸的准备；如果是后者，你就必须学会低头。李全到死都没选明白，李璮……大概也选不明白。
    两人虽初次相见，脾性却莫名投契，一席话间竟无半分生疏隔阂，倒像是阔别多年的故友重逢，余玠的叙述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
    尹志平静静地听着，也不觉这沉默有何不妥——真正的交情，原不需用言语填满每一寸空隙。
    “余大人，”尹志平缓缓开口，“你对山东的局势看得这么透彻，朝廷那边……”
    余玠摆了摆手，没有让他说下去。那只手在半空中停顿了一瞬，然后缓缓收回袖中。月光照在他清癯的侧脸上，将那些被风霜和忧患刻出的沟壑照得格外清晰。
    “甄先生，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在自言自语，“可朝廷的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我写的奏章，十封里有八封石沉大海。剩下的两封，批复回来的也大多是‘知道了’三个字。知道了是什么意思？是知道了，但什么也不会做。我在蜀地那几年，蒙古人就在江对面，我每天都能看见他们的炊烟。可临安城里的老爷们，还在为今年的茶税该加几成吵得不可开交。”
    他的嘴角微微牵动了一下，那是一个极淡极淡的、带着几分自嘲的弧度。“有时候我甚至想，李全那样的人，或许才是对的。在这世道里，你想做成什么事，就不能守规矩。规矩是给那些坐在临安城里、一辈子没见过蒙古铁骑的人守的。我们在前线拼命的，守规矩就是等死。”
    尹志平没有接话。他知道余玠说的不是气话，而是一种深沉的、近乎绝望的无力感。一个在前线打了半辈子仗的将领，一个亲眼见证过钓鱼城如何用血肉之躯挡住蒙古铁骑的人，一个知道怎么做才能救这个国家却偏偏做不了的人——他的愤怒，他的不甘，他的疲惫，都在这几句话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