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二年，十一月戊寅。
    日南至，受元圭于大庆殿，赦天下。
    辛巳，蔡京进封鲁国公。
    以何执中为少傅、太宰兼门下侍郎、执政皆进秩。
    这两位崇宁年间“志在逢君”的老搭档再次联手，又在那朝堂之上，再来一番的一唱一和。
    然，这“志在逢君”是个错处麽？
    这个麽？
    不太好说。
    皇帝这玩意儿，再往小里说，他也是个领导。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对自己的直属领导你也不能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能说这话的也就是个羡慕嫉妒恨。
    况且，一个国家的改革，是绝对离不开国家最高统治者支持的。
    即便这“高高在上”的君主，只是个样子货。
    你再看不起他，他再得位不正，那是他人品和家庭问题。也就说那是人家自己家的事。横不能一拍屁股把位置让你坐。
    至少也得顾于颜面，面子上过得去吧？
    没事干就把人按在椅子上，贴了脸喷人一脸唾沫，怎么说也不合适。更不要说，为了点自己的利益，暗地里就算计了人家的家产，挑拨人家的家庭关系了。
    你真是看不上他，大可以辞官不做，不挣这个钱。
    或者干脆一点，直接喊一声“岁在甲子”。
    而且，这个文青皇帝也在做事，并不是一个啥都不干的废柴。
    关于北宋的这场历经三帝改革，也是个众说纷纭。
    安石之法的中心思想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其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是对宋朝那微薄的商税重新进行规划和管理。
    然，这样做并不是这王安石变法的全部，也不是熙宁变法的主要目的。
    因为，北宋的王安石们除了想强化商税以外，还要借了此番的改革，去强化国家的财政集权。
    强化君主对国家财源的掌控，才是王安石赢得宋神宗信任和强力支持的根本原因。
    而恰恰是后一条，便是 “君臣相知”“戮力同心”这对元丰、元佑改革组和，分崩离析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一个是“集权富国”一个是“富民图强”。
    对于国家治理理念的巨大偏差，令元丰、元佑两党自然无法融合，最终导致变法失败。
    而蔡京，也是那场变法的亲历者。
    原先也是个不明其中芥蒂。然，在崇宁，蔡京便效仿熙宁三年五月就被神宗诏罢三司条例司，再设讲仪司。
    于是乎，朝堂上下，前殿后宫又是一片的哗然！
    那雪片一样的札子又开始鹅毛般的，往那奉华宫里噼里啪啦的一顿狂砸！
    倒不是因为这蔡京新瓶装了旧酒来糊弄人。在他们的眼里，这就是一个明白的不能再明白的反攻倒算。
    不过这事也怨不得蔡京，毕竟有那“赐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创法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首谢曰:‘敢不尽死!’”的君前对答。
    不过，话，虽说的漂亮，事，却做的不那么顺利。
    不出几年，便是一个“彗出奎、娄”，御史台一封“蔡十条”便让那蔡京卷了铺盖，马不停蹄的到的杭州，为发展旅游观光去发挥余热了。
    咦？
    这“讲义司”是干嘛的？
    就这么招人恨？惹得一大帮人去算计他？
    哈，也不是一大帮人去算计他，而是弄出这样一个玩意出来，连皇帝都都忍不住要收拾他。
    那叫一个上上下下都得罪了一个遍，而且，得罪的还挺全面。
    《续资治通鉴，宋纪》八八上说：“甲午，诏于都省置讲议司。蔡京既得志，阴托绍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宁条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讲议司，自为提举，以其党吴居厚、王汉之等十馀人为僚属。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 冗官、国用、商旅、盐泽……”
    由此看来，言说这蔡京“志在逢君”却也是有些冤枉了他。至少从这“讲义司”的设立上，人也是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
    因为无论 “讲义司”也好，“三司条例司”也好，都是在明里暗里的架空三司。
    架空三司，从表面上看，也能说得上一个利国利民。至少，能从制度层面上进一步提升官府的执行效率，至少，能改善宋朝军费空耗，滋生贪污的局面。
    但是，宋代的“三司”，分别为盐铁、度支、户都。说白了，这都是朝廷为了集中财权而设置的重要机构。
    这会儿你再弄出个三司条例司，或者讲义司出来，便又派生出一个足以制约皇权的势力来。
    这样一来，朝廷肯定不愿意。因为，三司的存在就是为了朝廷集中财权才设立的。我们好不容易费事吧啦的刚弄过来，你就舔着脸的伸手就来拿？没讲理的地了是吧？
    况且，你这是做的，跟从别人碗里抓米饭是一个概念啊！洗不洗手的是一回事，至少这态度，是个人都接受不了！没抄凳子摔你，就已经算脾气好的了。
    皇帝的意思也很明白，我让你敛钱给我！不是让你敛钱给别人！怎么让你这么一折腾，我碗里的饭怎么看着又少了点？
    动了皇帝的蛋糕，自然没什么好果子吃。
    况且这北宋的皇帝，着实过的惨了点。
    为了能拿到国家的财政权，那叫一个“自仁宗以降，英、神、哲，徽”等数位皇帝，就一直和手下的那帮大臣们斗智斗勇，做着坚持不懈的斗争的。
    然，也是个事与愿违。
    从宋太祖为始，一直到现在的这位文青，“国家财政权”能实实在在抓到手的，也是一个都没有。
    又加上国家要养兵，谨防着周围的邻居日子不好了过来抢，还的应对日渐成熟，已经产生巨大冗余的官僚体系，使得宋朝的国家财政负担愈发严重。
    可见，北宋政府的积贫积弱，且不是个浪得虚名。
    别的不说，就说那宋神宗，登基伊始，就得四处央告大臣先埋了他那爹。
    咦？此乃奇闻么？
    而得到的，却是大臣一句“仁宗升遐，及今未满四年，大祸仍臻，内外公私，财费不赡，自康定、庆历以来，发诸宿藏以助兴发，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那意思很明确，就是“哥们，先别急着埋你爹了！赶紧弄点钱吧！再没点进项，家都保不住！家没有了，你有没有人埋都成问题！”
    这种国家财政紧缺的状况，一直延续到徽宗朝也没得到根本上的解决。
    期间，只是安石变法和蔡京掌权之时有所缓解而已。
    此番蔡京也不傻，有了上次的“彗星事件“切肤的教训之后，也是一个幡然悔悟。
    得到的觉悟就是“若想成事，你得先保得住官”！
    如果想保得住官位，你得顺着上面那位的意思，你得捏着鼻子去“志在逢君”。
    想不通这一点的话，也就剩下退居江宁，结茅居于钟山下，郁然病逝而已。
    什么理想？什么抱负？
    也只不过是无人肯听的“星夜草庐话从前”罢了。
    然，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需要一帮志同道合之人去共同努力的。
    而，这帮志同道合之人的努力，能不能实现？
    那还的看他的后辈们，是否也和他们一样志同道合。
    而且，只一个“志同道合”就可以了吗？
    韩非子在战国那会儿就已经给你答案了。
    权、利这俩玩意儿，不是考验人，而是能扎扎实实的改造一个人的。
    过去所谓的志同道合，一但牵扯到权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而且，就这志同道合，也是需要情商来黏合的。
    这就像一个公司一样，同事之间交流，和领导的关系处理，那绝对是需要有一定的情商的。
    非得每天怼完领导怼同事，以此来虚显自己的高风亮节和卓尔不群？
    事，你是做了，成不成的姑且不说，但是，人，你也是毫无任何悬念的得罪了一个遍。
    如此，倒不如踏踏实实的着手去解决眼下的问题，哪怕能切切实实的拿出一套可以讨论的方案也行。
    殊不知，一个公司的唯一目的，就是盈利，不是你彰显高风亮节和卓尔不群的地方。
    还是那句话，不是你身边的小人太多，而是你自己太天真。
    由小见大，国家也是一样的。
    而就国事而言，“政事立而财用足，财用足而根本固，此国家万世之利”才是正事，其他的都可以视为瞎胡搞。
    我不敢想象国库没钱的时候是啥样。单就不给警察发工资这一项，你就的赶紧找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躲起来。
    咦？没法律了吗？法律是有，但是你也的有人执行！要不然，那就是一张废纸！
    而且，我个人认为，只提出问题，而不拿出解决问题方法的做法，就是在耍流氓。
    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还不让别人去解决问题？别人一旦去着手解决，你就在旁边极力的指责别人道德上有问题，那叫耍无赖。
    此乃“养名”尔，而非臣属所为也。
    咦？做事还不能让人说了？你这是什么道理？
    你可以说，大家都有嘴，不过，能不能先拿出来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式来，而不是从道德上去审判一个人。你也没这个资格。
    至少在朝廷当官应该是这样的。
    那做官的就可以不讲道德了吗？
    据我所知，儒家所遵从的道德，是指“万事不已私利而为之”。
    也就是近现代西方所推崇的“利他性”。
    话又说回来了，一旦你接受了官俸，那就是和政府达成了一种聘用的工作关系，也就是和“万事不已私利而为之”的道德的宗旨相违背，也就属于“非道德行为”了。
    别人花钱请你来，给你权利，给你钱，是让你来解决问题的。
    你也应该有“受人钱财与人消灾”的觉悟。
    有了这样的觉悟，你才能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是“该做的”，而不是“份内”。
    比如，民生问题，经济问题，国防等等。而不是让你“用”道德去“干”一些“份内”的事情。
    而且，一旦道德被“用”，且不管被“用”于任何事情，那么，所谓的道德也就不是什么道德了。
    因为，事情都是具有两面性的。
    请注意这个“都”，也就是无一例外。
    这个现象，被哲学家们称之为“共生”。
    事情一旦发生，但凡对一些人好，就势必会对另外的一群人造成伤害。
    就像现在社会上嚷嚷好久的“降房价”。
    房价降了，对于好多没买房的人，无疑是一个大大的利好。
    但是，对那些已经买房的人，肯定是个财富上的伤害。
    关键，这帮人还顶着房贷呢！银行不会因为房价降了，去主动的减免你贷款的利息。
    不过，这话说回来，既然你承认了房产“商品化”的这个概念，就得去接受其“商品化”的属性。
    毕竟，从古至今，还没有任何商品的价格是恒久不变的。前些日子还嚷嚷着“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呢，现在钻石啥价？
    然，一些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是有时效性和局限性的。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也是需要一个平台的。
    在封建社会，这个平台一般情况下的基础都是皇权，而不是其他。
    但是，你除了每天怼天怼地怼皇帝却你有没有能力和资源去办好这些事，那么你的思维就要转换一下了。
    或者，更直接一些，去转换一个平台。
    而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拉帮结派的去阻挠别人做事。
    而这个平台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皇帝本人，要解决这些问题，往往也得需要一个团结，至少需要有一个志同道合的班子去做事。
    此为“上下同欲也”。
    原因无他，因为跟他不一条心的他也使唤不动。
    与其去受这如此软磨硬泡的罪，倒不如去找一些自己能使唤动的人去做。
    别说皇帝，就是一个平头百姓，谁也不想自家花了钱买罪受的吧？
    就像装修房子一样，你要的是坐便，能洗屁股，有热水的那种。装修师傅非要给你弄一个蹲的。尽管是对你的身体好，说的在有理有据，你也是不愿意的吧？
    结果也只能是一拍两散，各自换人。
    这“令不出京，旨不出宫”的滋味着实的不好受。
    而且，眼下还有更不好受的问题需要解决，且不是装个能有热水洗屁股的高档马桶那么简单。
    比如，自庆历年间就开始一直延续至政和的“经济危机”和延绵仁、英、神、哲、徽，五朝的宋夏之战。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国家经济需要发展，来增加国家的税收。
    简而言之就是，国库里得有实实在在的钱，而不是一堆“内外公私，财费不赡”账单。
    但是，就指着收账肯定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得去开源！要有钱？必须的增加税收。
    是为“无涓涓之助，何以补汤汤之流”。
    靠缝缝补补，新三年旧三年留得眼前的苟且，“和平安静，日以无事”的安逸来治理国家？我觉得那是在开玩笑？
    况且，当时的北宋已然是“今日之计正以乏财为患。西边虽已罢兵，费用不可卒补……天下三十年蓄藏之物皆已运之西边”的窘境。
    还有“神宗理财虽累岁用兵而所至府库充积。元佑非理耗散，又有出无入，故仓库为之一空”的尴尬。
    也别说蔡京为人如何，其“新法”是如何“苛政”，至少他努力了。
    在他的任上，基本上缓解了北宋的经济危机，和西夏连年不断的边境袭扰。
    发动一场可控的对外战争，来提振国内的经济，这招很管用，而且，一直到现在人也在用。
    尽管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但能派上一个简单粗暴有效果的用场。
    不过，这事也就只有蔡京这货一直在挨骂。
    咦？你这厮！穷疯了吧？与这老货洗白？
    其苛政，乃“食民膏喝民血”之事，岂可如此？
    嗯，您说得真好听！冠冕堂皇的都能声震庙堂了！
    且看历朝历代，那些个大商巨贾万贯的家财，是从哪里得来的？
    贪官污吏所聚之财富甚于税赋者，可是那民脂民膏？
    至少，那蔡京敛的那点财，是有一部分花在“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这些个全国性的官方救济机构上了吧？
    这也叫“食民膏喝民血”的苛政？
    你要不要看看现在那些个所谓的慈善机构的吃相？
    等着救命的，四万多块钱的，“爱心捐款”，到患者手里也就剩下一千！
    更令人气愤的直抽自己嘴巴，骂了自己缺心眼的是，就这破玩意儿？我他妈的居然也捐了好几次！
    得嘞，先平复一下心情。
    咱们再回书中！
    还是那句话，北宋轻佻的何止是那徽宗一人。
    倒是南宋史馆检阅，东发先生所上《戊辰轮对》二札中，说的一针见血：
    “当时之大弊：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