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商业活动区。 [210]长安商业很繁华，在九个市场之内，聚集着各种大小商店，出卖各地的货物。同类商店又集中在一处，成为许多市，如酒市、牛市、马市、羊市等。这些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东、西九市不仅是商业区，而且也是手工业区，如市内便有官府手工业作坊。城内北边一部分是居民区，占全城的十分之一左右。据记载，西汉末长安人口有24万之多。 [221]除长安之外，洛阳、临淄、邯郸、宛（南阳）、成都等都是当时着名的大都市。 [220]洛阳水陆交通方便。临淄丝织业发达，人口密集，是齐鲁的中心。邯郸是黄河以北的商业中心。宛是南北交通要道，冶铁业很发达。成都的手工业，特别是蜀锦，驰名全国。西汉的城市，不仅在中原地区星罗棋布，就是在南方地区也有很大的发展。如江陵（湖北江陵）、吴（江苏苏州）、番禺（广州）等，或为一方都会，或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 [221]
    赋税
    西汉的赋税制度包括田租、人口税和更赋三项。田租，是按土地征收的赋税。汉初以来，先后实行过十五税一、十税一、三十税一和临时免收等法。人口税，按年龄不同又分为算赋和口钱两种，算赋即丁税，15岁至56岁男女，每人每年纳120钱，称为一算。口赋是儿童税，7岁至14岁的儿童每人每年纳20钱。更赋，是一种代役税。西汉规定男子23岁至56岁之间，除服兵役两年外，每人每年在本郡服役一个月，称为“更卒”，不服役的，出钱2000，叫“践更”；每人每年还要戌边3天，不服役的，出300，由政府用钱雇人，称为“过更”。是一种以钱代役的办法。西汉初期赋役制度，虽然沿袭秦制，但其判削程度比秦朝大为缓解。 [203]
    户籍
    刘邦入据关中以后，萧何按照秦的图书户籍征赋课税。西汉建立后，进而把这一措施推广到全国。下令逃散在外的农民一律返回本乡，进行了全国的人口登记，按秦制，在县以下建立乡、里、什、伍组织。乡设三老；里设里正，掌百家；什长主10家；伍长主5家。建立了周密的户籍制度，称为“编户齐民”。用以督缴赋税、催派徭役、维护地方治安。 [203]
    人口
    秦代末年由于长期战乱人口锐减，西汉建立时人口约为1300万 [78]，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轻徭薄赋，至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全国人口约达3600万，汉武帝后期因沉重徭役导致在籍户口锐减，至于史书中的”户口减半“是因民众不堪重负逃税导致人口登记不实。 [11]
    汉武帝晚年颁布罪己诏重启汉初息兵养民的国策，继任者霍光、刘询沿袭，至汉宣帝末年（前49年）人口已达5000万。 [78]到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在籍人口达人，垦田顷，为西汉之最。 [79] [179]学者考虑到未纳入统计的隐户及迁居汉地的外族，因此认为西汉末人口应有6300万。 [21] [80]
    文化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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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汉朝文化
    文学
    汉赋
    赋是西汉时期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当时一般文人都爱作赋。汉初流行骚体赋，是从楚辞发展起来的一种长篇韵文，主要为抒情言志。代表作品有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和枚乘的《七发》等。到西汉中期，一种铺陈夸饰的散体大赋逐渐盛行，以称颂宫廷的豪华壮丽、渲染帝国的强盛繁荣为主要内容。中后期赋家甚多，以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和扬雄的《长阳赋》、《羽猎赋》等为代表作。汉赋内容空泛，词句华丽，形式呆板，因而文学价值一般，但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 [213]
    乐府诗
    乐府诗是西汉时期的新文体。汉武帝时设立官府音乐机构，由协律都尉李延年主持，搜集民歌加工为乐府歌曲，于是形成了乐府诗这种文学形式。由于它以民歌为基础，所以内容广泛，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十五从军征》，写了一个长期服役的老兵，80岁时回到家乡所看到的亲故皆亡、家园残破的景象，其他如《战城南》、《东门行》、《陌上桑》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暴露了时弊，有一定的人民性和浓厚的生活气息。 [214]
    散文
    西汉的散文一反献体的文风，特别是文字生动，说理深刻的政论文影响较大。以贾谊的《陈政事疏》、《治安策》、《过秦论》，晁错的《论贵粟疏》、《徙民实边疏》，桓宽的《盐铁论》为代表。这个时期散文最高成就当推司马迁《史记》，书中内容，许多传记，内容保刻、形象生动、文笔优美，把历史人生写活了。《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名着，而且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鲁迅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214]
    民歌
    汉代民歌的体裁多种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形式生动灵活，其中以五言最多，是东汉以后的五言诗的先声。 [222]
    哲学
    春秋战国时代有所谓“儒墨道法”，即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但自行法家之法的秦朝亡国后，汉朝有鉴秦亡经验，乃先用道家之法治国，是为黄老之术。直到汉武帝时，思想上已有大改变，那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儒学深深影响中国文化之始。 [211]
    黄老思想
    汉初吸取秦末农民战争的教训，采取黄老思想指导的“无为而治”统治政策。“黄老学说”实际上是道家学说中的两派。“黄”指“黄帝之学”，“老”指老子学说。黄帝之学是在战国时期形成的一个学派。《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关黄帝书5种，计有：《黄帝四经》4篇，《黄帝铭》6篇，《黄帝君臣》10 篇，《杂黄帝》58篇，《力牧》22篇。但是，由于“黄帝之学”的着作均已佚失，所以“黄帝之学”是否在历史上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派存在过，后世不太清楚。自从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发现了帛书《十大经》、《经法》、《称》、《道原》等珍贵文献之后，这个问题就比较清楚。可以肯定，上述帛书就属于“黄帝之学”的着作，黄帝学说是道家中的一派。它与老子学说的根本区别是：黄帝之学不仅讲道，而且讲法。汉初把黄老糅合在一起，成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指导思想。 [223]
    黄老学说的特点是：在政治上肯定新的封建一统王朝的统治秩序，承认君臣关系不可改变的前提下，极力主张“无为而治”，认为统治者用少所作为的办法，就能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相反，统治阶级愈“有为”，民就愈“难治”；统治者的法令太多，反而使“盗贼多有”，这和原来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不同，它是一种维护统一的封建制度的政治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汉初统治者采取“顺民之情与之休息”的政策，以适应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秩序的需要。汉初的几任丞相，大都“治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如萧何死后，曹参为相，举事皆循旧例，无所变更。对于“言文深刻，欲务声名”卬的人，斥而不用；对于“谨厚长者”，给予提拔，以保持政治上的稳定。所以当时老百姓歌颂道：“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一。 [223]
    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的代表作是陆贾的《新语》。陆贾总结了秦王朝覆灭的教训后，提出了无为的政治主张。他认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他理想的政治是：“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也就是主张统治者对人民少干扰，使其安居乐业，这样就可以缓和矛盾。 [223]
    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促进丁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为社会生产的恢复创造丁条件。但是，随着汉政权的逐渐巩固，出现了新的问题。“和亲”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匈奴的骚扰，“分封”潜伏着割据分裂的危机。因此，文帝时，贾谊上《治安策》尖锐地指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这样，到文景时期，逐渐由无为变成有为，儒家思想逐渐抬头，为汉武帝独尊儒术提供了有利条件。 [223]
    儒学思想
    董仲舒为了适应汉中期统治者的需要，他不但首倡儒学独尊，而且把孔子的学说宗教化，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他给汉武帝上《天人三策》就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具体说明，《春秋繁鍀》是其代表着作。 [223]
    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说和“天人感应”说。他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为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间的一切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变化，国家的兴亡，都是上天意志的表现。天意与人事紧密相连，天以祥瑞灾异影响人，人的活动也能感动天。这为两汉谶纬迷信思想的进一步泛滥提供了理论依据。董仲舒还认为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了一个最高权力的“君主”，人间的皇帝就是代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他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人民服从皇帝，也就是服从天道，谁反对皇帝就是反对上天，以此来论证皇权的神圣性，为加强皇权提供了理论根据。董仲舒在宣扬君权神授说的同时，也企图假天之威，对皇帝的过分残暴加以限制。他说天不是为皇帝而生人民，而是为人民而立皇帝，皇帝对人民有好处，就能继续做下去，否则天就要削夺他的皇位。这种学说当然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但它也可以被利用来反对皇权。 [224]
    董仲舒还大力宣扬孔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并提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五常”是“天”的安排，是天的意志。“三纲”，加上有意志的天，就构成了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种统治权力。这种封建宗法思想，成为封建伦理关系的准则，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
    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是有等级的；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可善可恶。上等的圣人，则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经过“教化”可以变善；惟有下等的小人是命中注定低微卑贱，只能永远当牛马和奴隶。他以这种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来论证封建等级制和封建统治的合理性。 [224]
    从上述董仲舒的学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思想核心，是从维护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立场出发，神化专制皇权，并力图把封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结合起来，为地主阶级服务，所以长期以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所信奉。 [224]
    史学
    《史记》由司马迁所着，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中国的历史学和文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包括上下3000年的历史，尤详于战国、秦、汉。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本纪12篇，按年记述帝王之事，为全书之纲；表10篇，按世代或年月分别记载历史大事；书8篇，对古代经济、文物、制度、天文、地理等进行专门记载和论述；世家30篇，叙述秦以前各地方政权和诸侯王的历史和事迹；列传70篇，记载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隐士、说客、名医、刺客、卜者、演员的事迹。全书共130篇，52.6万余字，以人物传记为主，辅之以编年和纪事，体例严整，内容丰富，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此后2000年间的正史编纂开了先河。 [212]
    目录学
    《七略》为刘歆编写的中国最早的目录学专书，汉成帝时，下令在全国征集图书，由刘向负责校对，整理。刘向对各种图书校定篇目、编排次序、校勘讹字脱简，然后写成正本；同时对每书撰写一篇叙录（述内容提要、作者生平和学术源流等内容），载于书内。刘向又汇集众书叙录面成《别录》20卷。但他未竟其业而亡。汉哀帝复命刘向之子刘歆继任校书事业、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撮要编成《七略》：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其中，辑略为全书总述。后来，班固删削《七略》而着《汉书·艺文志》。《七略》不仅是中国目录学和图书分类学的开端，而且是一部珍贵的古代学术史。 [213]
    宗教
    西汉时期宗教本意在于强化君权，但在方士的影响下，汉武帝时期的宗教大典其功能在于追求一己成仙。经过儒生的不断努力，通过改变祭祀地点、仪式与主神等方式，才在西汉末期使国家宗教政治伦理化，并恢复了其世俗性功能，从此，封建王朝的国家宗教才成为维护统治为主要目的的宗教工具。 [81]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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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是中国最古老的数学着作。另外，从西汉时期开始中国也有非常详细的天文记录，包括公认的人类第一次对太阳黑子的记录，此外针灸和造纸术可能是在西汉时期被发明的。
    天文
    西汉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谶纬神学的流行，对观测星象很重视。长安建有很高的观象台，天文郎昼夜不停地观察天象的变化，如实地及时记录下来，为天文学积累了大量资料。《汉书·天文志》就有关于流星雨、客星（恒星明亮突变现象）的记录和太阳黑子的两次记载。一次是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四月所记黑子的情形是“日黑居仄，大如弹丸”；另一次是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所记黑子的形状为“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这是世界公认的关于太阳黑子的最早记录，比欧洲早900年，伽利略在1610年方看到黑子。 [195]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中，记载了秦汉之际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星表实物。武帝时落下闳、宣帝时耿寿昌等人曾创造了早期的浑天仪，用来观察天象，表明西汉时的天文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195]
    历法
    西汉的历法成就较大。汉初，使用秦时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到西汉中期，《颛顼历》出现了“朔晦月见，弦望满亏”的现象，不精确。于是汉武帝命司马迁、落下闳、邓平和唐都等改订历法，于太初元年（前104年）编成了新历，这就是有名的《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第一次把24节气订入历法，并可预知日食，校正朔望，指导农时，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汉成帝时，刘歆又依据《太初历》制成《三统历》，规定一年为
    日，一个月为
    ，19年置7个闰月。《三统历》是比较精密的历法。 [196]
    数学
    《周髀算经》是中国《算经十书》之一。大约成书于西政中期，主要阐明当时的盖天说和四分历法，在数学方面，它使用复杂的分数算法和开平方法，并最早利用勾股定理，还提出“一周三”的圆周率，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数学名着。 [196]
    《九章算术》是《算经十书》中最重要的一种。它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着作。 [199]作者不详。西汉早期着名数学家张苍、耿寿昌等对它进行过增补删订。全书分9章，246个例题。其内容包括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个章节，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从先秦到汉代的数学成就。其中负数，分数计算，联立一次方程解法等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数学成就。上述成就比印度早八百年，比欧洲早一千余年。此书于隋、唐时传入朝鲜和日本，被定为教科书，现已译成英、日、俄等国文字。 [200]
    通过《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这两部书，可知西汉中后期的数学成就已经很高了。 [198]
    农学
    泛胜之是西汉着名农学家，曾以轻车使者的名义在关中平原提倡种麦，获得丰收。他所撰的《泛胜之十八篇》被后世统称为《泛胜之书》。该书总结了关中一带农民耕作的经验，其中最突出的是区田法（区读音ou，即点种法）和浸种法（在种子上粘上一层粪壳作为种肥）。此外还有耕田法、种麦法、种瓜法、穗选法、调节稻田水温法等。发展了战国以来的农学，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 [196]
    医学
    西汉时期医学有很大发展，建立了较完整的中医学体系。当时的医学理论尽管有阴阳五行的外衣，但对生理现象、病理现象和治疗方法的解释，则包含着辩证观点。《黄帝内经》和《难经》是西汉医学理论的代表作。《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素问》阐述病理现象和治疗原则，《灵枢》记述了针灸法。《难经》是讲述经脉、腑脏、针法及处方的专着。当时着名医家淳于意，医术甚精，还注意把病人情况和治疗过程记录下来，为中国最早的“病历”创始人。 [196]
    西汉时，尸体的防腐技术很高。据《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赤眉军在长安发掘了皇室陵墓，发现历200余年的吕后尸体“凡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1972年和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发现的女尸和江陵凤凰山发现的男尸，在地下保存2000多年，尸体基本完好，这可以说明西汉时防腐技术已相当先进。 [197]
    造纸
    西汉时发明造纸术。1933年在新疆、1976年甘肃地区的汉代烽寨中，1978年在陕西扶风县的西汉窖藏中出土现了汉宜布时的麻纸片。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汉墓中出土了西汉早期的纸，绘有地图，纸薄而的，纸面平整光滑，说明当时造纸技术已到相当水平。纸的发明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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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画
    西汉时期的美术起点是战国时代美术的水平，生活是直接描写的对象，开始逐步发展写实的风格，而这也是古代美术发展的新的起点。艺术的认识生活的作用，在范围上和方法上，都因汉代美术的发展而进入新的阶段。
    西汉美术题材的多方面性，说明西汉美术的百科全书的性质。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哲学等社会思想意识的内容，美术家都企图用造型的方法加以表现。相对于这一时代的历史水平，西汉美术的题材是广泛地来自社会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雕刻
    西汉的雕刻艺术有很大发展，以石雕最具代表性。保存至今的陕西兴平县霍去病墓前的石刻群，引人人胜。内有一尊“马踏匈奴”雕像，是为纪念霍去病的战功而刻的，造型生动，神态逼真。其余伏虎、卧马等许多石刻，利用天然石料顺势加工而成，都气魄雄伟、形象动人。此外，四川雅安高颐墓前的石辟邪(石像)，气势雄壮，栩栩如生。 [214]
    音乐
    西汉时的音乐也有很大发展，汉武帝时李延年曾为《汉郊祀歌》十九章配乐，并组织大型宫廷乐队，演唱刘邦的《大风歌》时，有歌队120人。李延年又模仿张骞从西域传来的《摩诃兜勒》曲，作“新声”二十八解，用于军中，称“横吹曲”。长沙马王堆软侯墓出土的木瑟、竽、十二乐律管，说明当时的显贵之家都有自己的乐队，也表明西汉音乐的发展情况。汉武帝以后，琵琶、箜篌等乐器从西域传入中土，丰富了汉人的音乐。 [214]
    舞蹈
    西汉初年，盛行楚舞，后来巴渝舞也传入了长安官，汉武帝时，安息曾以骊轩“善眩人献于汉”。西汉人喜爱舞蹈，无论民间酒会或是祭祀喜庆，一般都载歌载舞。1969年在济南无影山发现了西汉舞乐俑一盘，上有舞俑、奏乐俑、杂技铺、指挥俑。拱手立观俑等，形态通真，生动反映了当时歌舞表演的场面。 [215]
    汉代人们善于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等情感通过歌舞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也是汉代歌舞盛行的一个主要原因，汉画像石、汉俑中的图像就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器乐的合奏与伴奏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但是在民间音乐文化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歌、舞、百戏共同构成的宏大场面中，器乐演奏为更好地表现乐舞百戏，烘托气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陶俑和汉画像石中主要的乐器有吹奏乐器，如埙、排箫、笙、笛等；弦乐器，如琴、瑟、箜篌等；打击乐器，如建鼓、鼗鼓、筑、节等。
    角抵
    角抵就是摔跤，角抵在中国源远流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禁止民间私藏兵器，作为徒手相搏斗的角抵兴盛起来。汉代，民间出现了一种由“蚩尤戏”发展而成的两个人在公开场合表演的竞技活动，已经具有后来摔跤的基本特色，并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汉代角抵活动十分普及，据载当时的角抵戏规模宏大，轰动京城，老百姓们甚至跑几百里的路去观看助威。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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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时击匈奴，征大宛，收服两越，通西南夷，东灭朝鲜，后来设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将西域纳入中华版图，正是从西汉开始，奠定了中华的版图疆域。
    匈奴
    白登之围
    秦汉之际，冒顿首次统一匈奴，建立了奴隶制政权。冒顿乘楚汉相争之机，东破东胡 [82]，西攻月氏 [82]，征丁零 [82]、坚昆等部（约在今蒙古至西伯利亚一带），南灭楼烦、白羊（约今内蒙古南部），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 [82]，拥有骑兵三十余万 [83]，势力十分强大。
    汉武帝与匈奴战争示意图
    随着奴隶制的形成和发展，匈奴的国家机构日益完善。最高首领叫单于 [84]，单于之下设左、右屠耆王（即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等，这些大贵族都统率军队，多的万余骑，少的数千骑。大贵族之下还设有各级军官；处理政治的有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等等。这些职位都由贵族世袭 [85]。单于又将全国疆土分为三部分，左屠耆王统治东边，单于居中直接统治，右屠耆王统治西边 [86]。
    匈奴经常侵扰西汉边疆。前201年，冒顿单于围攻马邑，韩王信投降，次年攻晋阳（今太原）。 [87]刘邦闻讯，亲率三十万大军迎战，被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今大同东南） [88]。后来用陈平计，向单于阏氏行贿，才得脱险。史称平城之围 [89]。
    “和亲”与“实边”
    汉初，由于经济急待恢复，政权尚未巩固，采取“和亲”办法，把汉室公主嫁给单于，送去丝绸、粮食、酒等物品。但是和亲政策，并不能阻挡匈奴的掠夺 [90]。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骑兵十四万攻杀北地郡（郡治在固原附近）郡尉，前锋到了雍（陕西凤翔）和甘泉（陕西淳化），火烧回中宫 [91]。八年后，匈奴又从云中（内蒙古托克托旗）、上郡（陕西榆林南鱼柯堡附近）两郡各侵入三万骑，长安城警报频传 [92]。
    文、景时期，虽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 [93]但为抵御匈奴的侵扰，也作了些防备工作。如汉文帝改革了边防军轮换制度，用免税、赐爵、赎罪等办法移民“实边”。还大力提倡养马，准备对匈奴进行反击。
    反击匈奴
    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
    汉武帝即位后，国家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反击匈奴的条件成熟。 [94]汉武帝时期，反击匈奴的战争主要在元光二年（前133年）至元狩四年（前119年）间进行，先后打了十几仗，其中带决定性的大战役有三次。
    第一次战役发生在元朔二年（前127年）。这一年匈奴侵入上谷、渔阳（北京密云县） [95]。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率兵出云中，对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军发起突然袭击，匈奴白羊王逃走 [96]。西汉完全收复了河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西汉在这里设置了朔方郡（内蒙古杭锦旗）和五原郡（内蒙古五原） [97]。
    霍去病西征
    在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甘肃山丹县东南胭脂山）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和匈奴军短兵肉搏，大获全胜 [98]。同年夏天，霍去病第二次西征，越居延泽（内蒙古居延海），攻到祁连山，大破匈奴军，河西的匈奴贵族损失惨重。 [99]同年，匈奴内部分裂，浑邪王率四万人降汉 [100]。这次战役后，汉在这里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历史上称“河西四郡” [101]。从此打开了汉通西域的道路。
    漠北决战
    元狩四年（前119年），为了彻底击溃匈奴，汉武帝召集诸将商议，决定深入漠北反击匈奴 [102]。同年，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十万骑兵，分东西两路进军 [103]。针对匈奴认为汉军不能远征的错误判断，西汉采取了奔袭追击的战术。卫青率领的西路军，从定襄，越沙漠，北进千余里，对匈奴单于大军进行包围。经过激战，匈奴单于率数百骑突围远逃，其主力全部被歼，汉军直追至赵信城（蒙古杭爱山下） [104]。霍去病的东路军从代郡（河北蔚县一带）出兵，深入二千余里，跨过大沙漠，击败匈奴左贤王 [105]。经过这次战役，匈奴力量大大削弱，无力大举南下。
    “单于和亲”
    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制止了匈奴残暴掠夺，保护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使北部边境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便利了汉与西域的交通。
    随着匈奴军事力量的削弱，匈奴和其他被奴役的各族人民反抗匈奴斗争也日益强烈，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汉昭帝时，发生了五单于争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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