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在遵循西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更加适合于自身的政治制度。与西汉相比，东汉官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权利的削弱，代之而来的是“尚书台”和六曹机构权利的大大加强，这就是后来“三省六部制”的雏形。 [95]
    九卿
    九卿是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他们各自分管的政务是：太常掌典礼，光禄勋、卫尉掌宫省禁卫，太仆掌皇帝车马，廷尉掌司法，大鸿胪掌接待诸侯与少数名族，宗正掌皇族事务，大司农掌国家财政收支，少府掌皇帝器用服饰。九卿各官的长官是卿，副职为丞；其下分设各官管理具体事务，大体以令为正职，丞为副职。
    与西汉不同的是，东汉九卿分隶属三公，太尉领太常、卫尉、光禄勋三卿。太尉府属吏有：长史一人，秩千石，总管各曹事务。各曹掾、史、属共二十四人。在诸曹中，西曹负责太尉府官吏的任免；东曹负责二千石的迁调；户曹负责户籍、祭祀、农桑；奏曹负责奏议；辞曹负责审理案件，接受上诉；法曹负责驿站事务；尉曹负责士卒和囚犯的征调、运输事务；贼曹负责缉拿盗贼；决曹负责裁决刑法；兵曹负责军事事务；金曹负责货币与盐铁事务；仓曹负责国家仓库事务。此外，还有黄阁，主簿，是阁下诸吏的长官。另有令史及御属二十三人，阁下令史负责太尉的仪仗执事；记室令史负责太尉府的奏章等各种文书的管理；门令史负责太尉府门卫。其他令史分隶诸曹，办理文书事务。从东汉太尉府诸曹的设置以及职掌来看，太尉的管辖范围似乎非常广，但那都是名义上的东西，太尉诸曹所领事务，或受制于尚书台，或仅仅为文牍往来，本身并没有可否之权，而且太尉对本府诸曹事务并没有实际节制的权力。
    除此之外，东汉九卿与西汉不同者还有：一、光禄勋除西汉的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之外，增置东中郎将、北中郎将、西中郎将、南中郎将。二、少府尚书改称尚书台，由西汉的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主客曹改为六曹：改常侍曹为吏曹，增三公曹，将主客曹分为南主客曹与北主客曹。尚书台增设左右丞二人，诸曹侍郎各六人，令史诸曹各三人，事务繁剧的曹增令史各三人。尚书台组织较西汉尚书要重要、庞大的多。
    尚书台
    尚书台是皇帝的秘书机关，其官署设在宫廷之内、禁省之外。主要执掌是管理章奏文书、起草诏令，但实际上政务都由尚书台代表君主执掌，权力极大。尚书台设长官（令）一人、副长官（仆射）一人，下设尚书六人分十八人。沟通尚书台与皇帝联系的官员有侍中、中常侍、黄门侍郎等。其中，侍中由士人充任；中常侍、黄门侍郎则由宦者承担。侍中有事才入禁省，中常侍、黄门侍郎则日常居住在省中，因此，虽然三者之中侍中的级别最高、中常侍次之，但与君主的亲密程度，则以中常侍为最。宫内省外的禁卫工作由九卿中的光禄勋与卫尉负责，光禄勋偏于内，卫尉偏于外。光禄勋下属五官、左、右、虎贲、羽林等五名郎将，中郎将以下有中郎、侍郎、郎中等官。光禄勋的禁卫力量是郎官，卫尉的禁卫力量是武装卫士，所以，卫尉在宫卫事务中的地位相当重要。
    其他部门
    在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方面，刘秀进行了一系列措施。东汉中央政府的官员分省官、宫官、外官三大系统。内官、外朝的区分古已有之，而在宫廷之中，皇帝日常起居的区域称省中（亦称“禁中”），因此内宫官员中又有宫官与省官的区分。在皇帝身边执役、照顾皇帝日常生活的是宦官，省中的宦者均隶属黄门令管辖。省内的禁卫工作亦由宦官但任。 [96]
    与九卿级别相当的外官（亦称“列卿”）还有执金吾、将作大匠、大长秋等。其中，执金吾负责宫廷之外、都城之内的治安，都城门另有城门校尉负责守卫；将作大匠负责宗庙殿堂、宫室陵园等土木工程，其副手为丞，下属的部门负责亦以令为正职，丞为副职；大长秋主管皇后事物，性质与就卿中的少府类似，由宦者担当。
    皇位继承人太子正式确立之后，有专门隶属太子的东管宫。其设官大体与政府类似，但分级没有后者细密，东宫官职均冠“太子”，如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太子家令等。 [93]
    监察制度
    在中央置两套监察机构：一是御史台；二是司隶校尉。御史台是西汉时御史大夫下属部门，东汉初改为主管监察的机构。以御史中丞为长。下有治书侍御史2人，掌解释法律条文；侍御史15人，掌察举官吏违法，接受公卿、郡吏奏事大臣朝见皇帝或国家举行祭天、祀庙和其他大庆大典时，御史中丞或侍御史监察威仪。御史中丞的权力仅次于尚书令，司隶校尉既是朝官，又是京畿的地方官。设从事史12人，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本部所辖河南、河内、右扶风、左冯翊、京兆、河东、弘农七郡事务。司隶校尉权力很大，“无所不纠，唯不察三公”朝会时，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设专席入座，号曰“三独坐”。 [172]
    东汉在地方上设12州部（除司隶校尉辖区外），每州设刺史1人，从事史12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行所属郡县，考察地方官政绩，检视刑狱情况，年终奏于皇帝。刺史处理地方政务，不通过三公，可直接上报皇帝，使地方郡县直接处在皇场的监控之下。 [172]
    选官制度
    参见：察举、征辟
    察举和征辟是东汉选拔官吏的制度。所谓察举，是地方州郡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荐上去，经过考核，任以官职。所谓征辟，是由朝廷、官府直接征召某人当官。
    东汉丹阳铜镜
    在名义上，被察举和征辟的人，必须有“高才重名”，为乡党舆论所推崇。因之，为了争取被察举和征辟，当时的士大夫颇注意修饰自己的品行，以激扬声名，抬高身价。有的人更是矫情造作，沽名钓誉，以便博取高官厚禄。在察举和征辟时，贿赂请托，特权横行，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选举乖实”的状况，甚至连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汉明帝刚即位就说：“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就是在这种腐朽的选举制度下，豪强地主盘根错节地控制着各级政权部门，封建的等级关系日益凝固化，一批“世代为官”的豪门阀阅、“儒学世家”开始形成。 [102]如邓禹一家，凡公者2人，侯29人，大将军以下13人，中二千石14人，州郡长官48人，其余官职不可胜数。弘农杨氏、汝南袁氏并为四世三公之名门。这些世家大族，以后就发展成为门阀士族。
    军事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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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
    刘秀称帝后，对军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改本的发眼点，在于集军权于中央。建武六年（30年），刘秀下诏销国都期的建制，其兵权归由郡国守，相激便，第二年，又取消了各郡国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四种常备军，从此，地方军队大大被少，只能维护地方治安，失去了作战能力。 [172]
    等级
    东汉铜车马
    在军事方面，相当三公的中央高级官员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相当九卿的有前、后、左、右将军，均不常设。以上将军均开府，府属有长史、司马各一人，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御属三十一人，从事中郎二人，职掌参谋，均由朝廷任命。将军直接领兵的，在部、曲、屯等建置上分别设校尉、司马、军侯、屯长等统兵官。
    东汉中期以后，太后临朝称制，外戚以大将军执政，与太傅三公合称为五府。另有所谓杂号将军，临事设置，事毕即撤。唯度辽将军因南匈奴所部时有内乱，自永平八年（65年）后常设。汉灵帝设西园八校尉，统率首都洛阳驻防军队，以宦官主之，这是后世宦官领兵的开端。
    兵种
    东汉常备军由中央与地方军（郡国兵）组成，刘秀还大力加强中央的军队。中央军中，京师卫戍部队由城门校尉统领，野战部队（北军）由北军中侯统领。中央的军队主有四支，两支在首都，为南军和北军，分别负责保卫皇帝和警卫京师。另外两支驻守地方：黎阳营和雍营。黎阳营合龠、具、并三州房骑而成，驻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守卫黄河以北，为首都洛阳北面的屏障。雍营驻雍（今陕西凤翔南），守卫三辅（左冯馆、右扶风、京兆尹，为西汉皇陵所在地），亦为洛阳西面的屏障。此外。在重要的沿边地区有边防军，也是中央军队的一部分。 [172]
    北军下辖五个兵种的部，番号分别为屯骑（骑兵）、越骑（特种兵）、步兵、长水（水军）、射声（弓箭）。长官为校尉，副职司马。全军总数约五千人不到。北军平时驻屯在京城掌管君主宿卫、助理首都治安，发生战事就成为组建出征部队的核心。地方上的郡国兵经东汉初期多次裁撤、削减，只剩下边郡与内地关隘的少数驻军。遇有战乱，都是临时募兵或抽调京师北军出战。
    经济
    播报
    编辑
    农业
    生产工具
    东汉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农田上耕作。这种短辕一牛挽犁的出现，是跟犁铧的改进结合在一起的。东汉时已经大量使用全铁制犁铧，它比以往的V形犁，刃端角度已逐渐缩小，不但起土省力，而且可以深耕。此外，新型的全铁制的耕作工具也逐渐增多。在四川乐山崖墓石刻画像中见到的曲柄锄，是便于铲除杂草的中耕工具；四川绵阳发现的铁制钩镰，全长35厘米，是专用于收割的小型农具，操作起来很方便。 [175]
    据记载，汉献帝末年，雍州刺史张既曾令陇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屋宅水碓。可见水碓在当时已经普遍采用了。水碓是用水力带动石碓的舂米工具，它比以前用柱臼或脚踏石碓舂米，不但省力，而且效率更高。考古发掘还不断有陶风车、陶磨盘模型出土，都说明农产品加工工具有了显着进步。
    兴修水利
    东汉杜诗水排(5张)
    在各地发现的东汉墓葬里，经常可以看到水田和池塘组合的模型，有从池塘通向水田的自流水渠，有的还在出口处安置闸门。汉灵帝时，宦官毕岚总结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创作翻车和渴乌，使灌溉水平大大提高。 [103]
    东汉的水利灌溉工程，有不少是对西汉原有水利的修复和治理。东汉时期不仅修复和扩建了许多已堙废的陂塘，而且又新修了一批水利灌溉工程。杜诗任南阳（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太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与民兴利，当地百姓对他称之为“杜母”；汝南地区的鸿隙陂（亦称鸿郤陂），西汉时堙废。东汉初，邓晨任汝南太守，加以修复，可以灌溉几千顷良田，致使汝南殷富，“鱼稻之饶，流衍他郡”；后鲍昱、何敞继任汝南太守，也在那里扩建陂塘，修治旧渠，灌溉和新垦良田三万多顷。马棱任广陵（治所在今扬州）太守，修复陂湖，灌溉田二万余顷；张禹任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相，修复堙没的蒲阳坡，引水溉田，垦辟土地“民用温给”，修理漳水的支渠，灌溉民田等等。又如庐江的芍陂、会稽的镜湖等，都是当时着名的灌溉工程。这些都是对过去水利工程的修复。东汉时期最大的一项工程是对黄河的治理。 [104]
    东汉石辟邪
    东汉前期，各地还开凿了许多灌溉渠道，三辅、河内、山阳、河东、上党、太原、赵、魏及河西、江南地区，也都“穿渠灌溉”，有的地区还开辟了很多稻田。黄河的治理，更是当时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1世纪初，黄河在今河南、河北交界地区决堤，河道南移，改从千乘（山东高宛以北）入海。河水泛滥成灾，淹没了几十个县。汉明帝时，在着名水利专家王景、王吴的主持下，用“堰流法”修了浚仪渠，并从荥阳（今河南郑州荥阳市）至千乘海口千余里间修渠筑堤，从而使河、汴分流。黄河受两堤约束，水势足以冲刷沙土，通流入海。经过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终于战胜了黄河水患。此后八百年间，黄河没有改道，水灾也减少了。 [175]
    牛耕技术
    东汉时牛耕技术受到了普遍的重视，一些地方官吏注意推广牛耕技术，铁犁牛耕技术已从中原向北方高原和江南一带推广。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乡东汉墓中的农牧壁画。陕西绥德县东汉画像石上的牛耕图，和米脂县东汉牛耕图，证明内蒙古、陕北高原的牛耕技术和中原地区已没有什么不同。任延做九真太守，在当地推广牛耕，田亩年年增辟。在西汉后期发明的精耕细作的区种法，到东汉时期得到了迅速推广。 [155]
    庄园经济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通常又采取田庄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在当时的田庄中，有农、林、牧、渔各业，还从事某些手工业的生产或进行一定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具有极强的自给自足性质。例如刘秀母舅樊宏在湖阳经营的田庄，其中有数里面积的樊陂，田地达三百余顷。在这个田庄中，庐舍楼阁成片，“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可见其规模很大，具有多种经营的特点。 [107]另外，樊宏还“好货殖”，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在四川发现的画像砖上，也可以看到地主田庄的同样情景。 [108]
    崔实所写的《四民月令》，对地主田庄的经营情况记载道：田庄里种植着小麦、大麦、春麦、粟、黍、粳稻、大豆、小豆等粮食作物，胡麻、牡麻、蓝靛等经济作物，瓜果等蔬菜；自己制作各种酱、酒、醋及饴糖等食物；又种植药用植物，以配药品。在这种大田庄里，还种植各种林木以及果树，饲养马牛等耕畜和家畜。在手工生产方面，自己养蚕，纺织各种麻布和丝织物，制作衣、鞋，制造农具和兵器等。此外，田庄中也有粮食及农副产品的买卖。可见，在地主田庄里，各类生活资料基本上都可以自给自足。 [104] [109]
    《四民月令》中还记述了地主田庄内精耕细作经营农业的一些情况。这种田庄的农业经营，十分注意时令节气，重视杀草施肥，根据不同土壤的性质，种植不同的作物，采用不同的种植密度。并能及时翻土晒田，双季轮作，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开垦土地
    东汉时期垦田数增加到 余顷，几乎赶上了西汉极盛时的数字。如果加上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和依附农民，东汉的人口和垦田数会更多。这反映了东汉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 [174]
    手工业
    冶铁技术
    东汉环首刀(6张)
    由于东汉铁制农具的普及，钢铁的需要量大大增加，从而推动了冶铁技术的改进。东汉初期的南阳官员杜诗发明了水排（鼓风炉），利用水力转动机械，使鼓风皮囊张缩，不断给高炉加氧。水排的极大提高了冶铁质量和效率，是东汉冶铁技术的重大创新，也是世界冶铁史和机械史上的伟大发明，约早于欧洲一千多年。在铁器铸造方面，东汉时已熟练地掌握了层叠铸造这一先进技术。在河南温县发现的一座烘范窑，出土了五百多套铸造车马器零件的叠铸泥范。把若干个泥范叠合起来，装配成套，一次就能铸造几个或几十个铸件。同时，叠铸技术有重大改进，由原来的双孔浇铸，改为单孔浇铸。叠铸技术的改进，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原料。考古发掘资料证明，东汉时铁制用具已普遍应用到生活的各方面。铁钉、铁锅、铁刀、铁剪、铁灯等的大量出土，就是有力的证据。 [174]
    环首刀
    铁制兵器开始逐步取代青铜兵器是在西汉中期以后，当时出现了一种新的冶炼钢铁技术—百炼钢。 [105]汉朝建立后，冶铁业得到迅速发展，汉朝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冶铁技术。随着骑兵时代的降临，军队对兵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骑兵时代的降临，青铜剑的刺击方式，已不能满足高速运动中的骑兵技术，而环首刀单面开刃、厚脊，在当时而言是最利于砍杀的兵器，加上强弩铁戟的长短程配合，大大加强了汉骑兵的攻击力。这就使得环首刀和强弩一样，成为汉军独步天下的利器。这种经过反复折叠锻打和淬火后制作出来的直刃长刀，和后世的刀不同，一是直身，二是斜锋而非曲锋，三是没有格—因为刀主要用来劈砍，没有刺的功能，所以不用铸格来护手。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杀伤力最强的近身冷兵器，也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一种兵器。 [106]
    东汉晚期，钢铁刀剑流入朝鲜和日本等亚洲其他国家，日本更是直接仿制环首直刀，并精心改进装饰，被尊为兵器之典范。环首刀这一套制刀的技术，从汉代传承到唐代，而后传入日本，开始仿制出唐样大刀，并继续摸索实践，最终成为了如今驰名天下的日本刀族（主指太刀、打刀、忍者刀）的基本流程。汉刀、唐刀、倭刀，是东亚特色长刀的一脉相承。 [106]
    西汉孕育的环首刀和百炼钢技术在东汉时期得到成熟和普及，彻底取代长剑是在东汉末年。东汉时期由于冶铁技术和效率的进步，对钢刀的炼制锻打次数已可有西汉的10多次提高至30次乃至50次。1974年7月，在山东临沂苍山地区出土一把东汉的环首刀，刀身上还刻有隶书铭文十八字：“永初六年（112年）五月丙午造卅湅大刀吉羊宜子孙”。“卅湅”就是三十炼，也就是这把刀曾经使用“百炼钢”技术将钢材折迭锻打达三十次之多，而在这把刀的刃部还发现有经过“淬火”以提高表面硬度。而正是在这种先进武器和汉帝国强大国力的支持下，东汉军队彻底消灭北匈奴，南匈奴内附被完全汉化。最终这部分西迁的北匈奴后裔辗转来到欧洲，被称作匈人，将暮年的西罗马帝国搅得天翻地覆。
    东汉时期，在冶铁手工业中已经使用煤（石炭）做燃料。在河南郑州巩义市的冶铁遗址中曾发现混杂了泥土、草茎制成的煤饼，说明煤已被用来炼铁。巴蜀地区还利用天然煤气煮盐。 [174]
    纺织业
    在纺织业方面，东汉初年已能用织花机织成色彩缤纷、花纹复杂的织锦。当时，蜀锦已驰名全国，襄邑（河南睢县）和齐（山东临淄）的丝织业特别发达。考古材料还证明，在边疆地区，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新疆不少地方汉墓出土的红色杯纹罗，织造匀细，花纹规整，反映丝织工艺水平相当高。在同一地区出土了组织细密的织花毛织品，颜色鲜丽，显示出当时西北高度发展的毛纺织工艺技术。 [174]
    漆器业
    漆器业等手工业部门，在东汉时也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漆器以蜀郡、广汉出产最为有名，两地工官主造的漆器，都是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 [174]
    陶瓷业
    东汉对后世的另外一项贡献是制陶业的发展，它使中国彻底脱离了青铜时代的材料束缚，把一些以前为豪门贵族专有的用品带入了寻常百姓家。瓷器烧制的火候更高，器物的吸水性更弱。从出土的器物看，它已十分接近后来的青瓷。 [174]
    商业
    商业政策
    东汉实行“宽商”政策，并不抑商。纵观两汉统治者对商业、商人的主导政策，学者指出西汉实行抑商政策，而东汉则是“宽商”，对商业的限制相对宽松。 [245]
    经济区域的变化
    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取得了巨大发展。随着铁工具的普遍推广和牛耕技术的提高，增强了人们向自然界斗争的能力，特别是它使江南河网沼泽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成为可能。加上当时各种社会原因，东汉时期的经济区域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东汉以前人口密度分布
    东汉以前，中国经济的先进区域主要在淮河以北，特别是包括关中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当时的人口分布，也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到了东汉中后期，这种情况开始有了较大的变化。
    东汉邓太后执政的永初二年（108年），由于连年灾害，邓太后便将北方灾民“尤困乏者”迁往江南地区的荆州（今湖南湖北）、扬州（今江浙地区）等“熟郡”安置。官方组织的大量移民涌入江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发展。 [258]于是，黄河流域地区人口减少，出现了衰落的迹象。而南方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地区，人口在急剧上升。
    随着人口的增加，南方不少地区的开发速度加快。如太湖和钱塘江流域，西汉时统由会稽郡管辖，东汉时分为吴、会稽二郡，这正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其他如鄱阳湖、洞庭湖周围地区及成都平原一带，都在不断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发达区域。不过，东汉时期，大部分人口仍然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因之，黄河流域仍是当时的经济、政治中心。
    市场交易
    东汉政府为便利商业的经营和收税，在各城市设“市”，交易市场，市场内有居住着常年营业的人，称行商坐贾。同时还有定期定时的乡村集市，由各方商人、乡村农民和城市居民把自己的生产品或贩运的货物运到集市去卖。“市”与集市互相呼应，相当繁荣。在周边地区还有关市，由官府和各民族间进行商业贸易，分定时和不定时两种，称为“互市”或“合市”。东汉与鲜卑、乌桓、匈奴及西南各族都有定地定期的“合市”。汉和匈奴每次“合市”，汉商以铁器、丝织品和其他手工业品，交换匈奴数以万计的牛马，规模很大。 [118]
    夜市兴起
    东汉时期，打破了以往朝代\"夜静，人迹绝”的禁锢，出现了夜市的萌芽 [249]。
    据桓谭《新论》中说：\"扶风漆县之邠亭，部言本太王所处，其民有会日，以相与夜市，如不为期，则有重灾咎。\"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也有关于邠亭夜市的记载。《说文·邑部》“邠”字解曰：“豳美阳亭，即豳也。民俗以夜市。”一个俗字，强调了当时夜市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风俗习惯。 [248]
    贸易发展
    东汉对西域的商业交换，一是以政府使节的名义，派遣商队到各国进行贸易；二是商人自行结伙组成商队，沿丝绸之路把大批丝绸运往西域，远者达中西亚和欧洲，再把这些地区的皮毛制品和香料运到汉朝来。 [118]
    城市繁荣
    东汉的宽商政策推动了从洛阳、南阳为中心的一大批工商城市的兴起。作为东汉首都洛阳，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其人口数远远超过了西汉都城长安。洛阳的街道上，车马行人熙熙攘攘，非常繁华。 据王符估，在洛阳经营正当工商业的“浮末”人数比农夫要多倍，而专门从事为富人提供淫侈消费品的“虚伪浮末”人数又比“浮末”多10倍，足见洛阳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型的城市。 [245]东汉人王符说：“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划此”。说明当时商业的发达和经商者之多。
    除首都洛阳外，苑、成都、临淄、邯郸、吴、番禺、丹阳（今安徽当涂东）、豫章（今证西南昌）以及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商业都很发达。东汉时地主，官僚、富商三位一体，趋商者日多。有些人因经事而成巨富，如富商孙奋竟有钱1.7亿多，有奴仆800余人，商人活跃，贸易兴旺，带来了城市的兴起和繁荣。 [118]
    人口
    多数研究认为， 东汉时期的峰值人口在6000 万人以上， 略高于西汉时期。《中国人口通史》 考证公元157 年东汉疆域内人口为 6500万 [247]（一说7200万） [244]。
    由于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农耕工具的改进，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精耕细作方法的推广，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使东汉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如西汉时，都城附近的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一带，地处关中地区，人口特别稠密，共有240多万。到东汉时，关中战乱频仍，残破不堪，人口锐减至50余万。兖州也由780多万减至400万左右。相反，南方诸州，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扬州人口从320多万增到430多万；荆州人口从350多万增到620多万；益州人口也从470多万增到720多万。
    东汉初，全国在籍人口有2100余万，明帝末年（75年）增加到3400多万，章帝末年（88年）上升到4300多万，和帝末年（105年）达到5300多万。 [174]东汉官方户口统计的峰值在永寿三年（157年），全国有户，口 [110]，现代学者考虑到当时被豪强地主霸占或荫庇的大批徒附、宗族、宾客、部曲、奴仆等人群以及迁居汉地的匈奴、羌族、氐族及百越等民族大多未纳入户口统计 [111]，故认为东汉人口峰值达6500万 [14] [112]。
    东汉官方户口统计表
    公元年份
    户数
    口数
    垦田数（单位顷）
    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
    －
    约1500万到1600万 [259]
    －
    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
    -
    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
    -
    汉章帝章和二年（88年）
    -
    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
    汉安帝延光四年（125年）
    汉顺帝永和三年（138年）
    -
    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
    -
    汉顺帝建康元年（144年）
    汉冲帝永嘉元年（145年）
    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
    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
    1 [113]
    2 [14]
    3 [244]
    -
    资料来源：《后汉书·郡国志五》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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