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洪基(即为后来的辽道宗),也未曾封为皇太子,只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而已。这种下了辽道宗继位后,耶律重元父子企图谋夺帝位的恶果 [23]。
宋夏战争后北宋内外交困之际,使得辽朝趁机侵宋。在征求张俭的意见后,一面派其弟耶律重元和萧惠在边境制造欲攻宋的声势,一面派萧特末(汉名萧英)和刘六符于重熙十一年(1042年,北宋庆历二年)正月去宋朝索要瓦桥关南十县地。宋朝派富弼与辽方使节谈判,此即重熙增币。双方于九月达成协议,在澶渊之盟规定赠辽岁币基础中,再增加增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以了结这次索地之争。辽兴宗还再次使宋争得一个“纳”字,即岁币是宋方纳给辽方的,不是赠送的。宋仁宗也委曲求全予以应允,而条件是辽朝须约束西夏与宋和谈。因此,在辽宋和好之后,辽夏关系恶化并发生战争。辽兴宗两次亲征西夏,均遭失败,但西夏最后愿意向辽朝称臣进贡 [23]。
辽道宗继位后,清宁九年(1063年,北宋嘉佑八年)七月耶律重元听从儿子的劝说,发动叛乱,自立为帝,不久被辽道宗所平,耶律重元自尽,史称滦河之乱。辽道宗在位期间,辽政治腐败,国势逐渐衰落。道宗并没有进行改革图新,而且本人也腐朽奢侈,这时地主官僚急剧兼并土地,百姓痛苦不堪,怨声载道。辽道宗重用耶律乙辛等奸佞,自己不理朝政,耶律乙辛诬陷皇后萧观音与伶官赵惟一有染,辽道宗听信谗言而赐死皇后,史称十香词冤案。同时耶律乙辛为防将来太子耶律濬登基对自己不利,故陷害皇太子耶律濬,并将其杀害。后来,一位姓李的妇女向辽道宗进“挟谷歌”辽道宗才把皇太子的儿女接进宫。
辽大康五年(1079年,北宋元丰二年)七月,耶律乙辛乘辽道宗游猎的时候意图谋害皇孙耶律延禧,辽道宗接纳大臣的劝谏,命皇孙一同秋猎,才化解耶律乙辛的阴谋。大康九年(1083年,北宋元丰六年),辽道宗追封故太子为昭怀太子,以天子礼改葬。同年十月,耶律乙辛企图带私藏武器到宋朝避难,事败被诛。寿昌七年(1101年,北宋建中靖国元年)正月,辽道宗去世,皇孙耶律延禧继位,即天祚帝。当时西夏崇宗因受到北宋攻击一再向辽求援,并求天祚帝女尚公主为妻。最后辽天祚帝于乾统五年(1105年,北宋崇宁四年)将一个族女耶律南仙提升为公主嫁给夏崇宗,并派使者赴宋,劝北宋对西夏和谈。
走向灭亡
金灭辽之战
辽天庆二年(1112年,北宋政和二年)二月十日天祚帝赴春州(故址在今内蒙突泉县突泉镇西北约60公里的宝石镇境内),召集附近女真族的酋长来朝,宴席中醉酒后令诸位酋长为他跳舞,只有完颜阿骨打不肯。天祚帝不以为意,但从此完颜阿骨打与辽朝之间不和。九月,完颜阿骨打不再奉诏,并开始对其他不服从他的女真部落用兵。天庆四年(1114年,北宋政和四年)春,完颜阿骨打正式起兵反辽。一开始天祚帝并未将完颜阿骨打当作一个重大威胁,但是所有他派去镇压完颜阿骨打的军队全部战败。天庆五年(1115年,北宋政和五年,金收国元年)天祚帝为了解决女真的威胁,下令亲征,但是辽军到处被女真军击败。与此同时辽朝国内也发生叛乱,耶律章奴在辽上京叛乱,虽然这场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但是分裂了辽朝内部。同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年号收国,定都会宁。 [25]同年秋天,金军攻下辽朝黄龙府,辽朝受到严重的打击。此后位于原渤海国的东京也发生高永昌叛乱自立。这场叛乱一直到天庆六年(1116年,北宋政和六年,金收国二年)四月才被平定。五月女真借机占领了辽东京和沈州。
天庆十年(1120年,北宋宣和二年,金天辅四年)金军攻克辽上京,守将萧挞不也投降,到保大元年(1121年,北宋宣和三年,金天辅五年)辽朝已经失去一半的领土。而内部又发生因为皇位继承问题而爆发的内乱,最后辽天祚帝杀他的长子耶律敖鲁斡而结束,但是这使得更多的辽军投降金朝。保大二年(1122年,北宋宣和四年,金天辅六年)正月,金军攻克辽中京,天祚帝被金兵所迫,流亡夹山。
天祚帝的流亡
由于位于辽南京的耶律大石与李处温等人不知天祚帝去向,他们拥立耶律淳为帝,即天锡帝,史称北辽。天锡帝降天祚帝为湘阴王,并遣大使奉表于金朝,乞为附庸。可是事未完成,他就病死,妻辽德妃称制,改年号为德兴。此时辽臣李处温父子觉得前景不妙,打算向南私通北宋的童贯,欲劫持辽德妃纳土于宋。向北私通金人,作金的内应。后她发现他们罪行而赐死之。当年十一月,辽德妃五次上表给金朝,只要允许立耶律定为辽帝,其他条件均答应。金人不许,她只好派兵死守居庸关,十一月居庸关失守,十二月辽南京被攻破。辽德妃带着随从的官员投靠天祚帝,被天祚帝诛杀 [23]。
保大三年(1123年,北宋宣和五年,金天辅七年)正月,在上京的回离保(萧干)叛金,八月平定。保大四年(1124年,北宋宣和六年,金天会二年),天祚帝已经失去了辽朝的大部分土地,他自己退出漠外,他的儿子和家属大多数被杀或被俘,虽然他还打算收复首府燕州和云州,但是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希望了。保大五年二月二十日(1125年3月26日),辽天祚帝在应州被为金人完颜娄室等所俘,八月被解送金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区白城子),被金太宗降为海滨王。金天会六年(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海滨王耶律延禧病故,遗臣萧术者对故主行人臣之礼。
余部势力
大石西迁和西辽疆域
在辽朝覆灭后,辽朝贵族耶律大石在西北召集残部,控制了蒙古高原和新疆东部一带。金天会八年(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由于受到金兵的压迫,耶律大石决定放弃蒙古高原,率部西征。天会十年(1132年,南宋绍兴二年),耶律大石在叶迷立(今新疆额敏)称帝,史称西辽(西方称为黑契丹或哈剌契丹),首都虎思斡鲁朵 [23]。西辽曾一度扩张到中亚,成为中亚强国。皇统三年(1143年,南宋绍兴十三年),在耶律大石死后,西辽经历萧塔不烟、耶律夷列、耶律普速完、耶律直鲁古与屈出律的统治。最后兴定二年(1218年,南宋嘉定十一年)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灭亡,立国凡87年。
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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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范围
辽朝全盛时,疆域东北到今库页岛,北至蒙古国中部的色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西到阿尔泰山,南到天津市的海河、河北省霸县、涿州、山西省雁门关一线与北宋交界,与当时统治中原的宋朝相对峙,形成南北朝对峙之势,《辽史》称“幅员万里”。 [26]
辽朝初期的疆域在今辽河流域上游一带,在辽太祖及辽太宗时期不断对外扩张,辽太祖时征服奚(今河北北部)、乌古、黑车子室韦(今内蒙古东部呼伦湖东南)、鞑靼、回鹘与渤海国。契丹会同元年(938年,后晋天福三年)辽太宗时取得燕云十六州,并一度占有中原。统和二十四年(1005年,北宋景德二年)辽圣宗与北宋签定澶渊之盟,最后确定了与宋的边界。
漠北地区于天显六年(931年,后唐长兴二年)设立“辖戛斯国王府”,隶属上京道;统和二十三年(1004年,北宋景德元年)建成了镇州、防州、维州三边防城(皆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西南),以镇州(又称可敦城,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哈达桑东北古回鹘城)为西北路招讨司驻地,并驻军镇戍,开辟屯田。西北路招讨司是辽西北边疆地区的最高军政机构,负责镇守西北边疆地区,管辖阻卜等部落。辽咸雍四年(1068年,北宋熙宁元年)设置乌古敌烈都统军司为统辖两部的最高机构,其最高长官为统军使(有时仍称都详稳),由契丹人担任。僻处今鄂嫩河及贝加尔湖东南面的萌古部,在大康十年(1084,北宋元丰七年)向辽廷遣使进贡,其酋长接受了辽廷封授的部族官称号令稳、详稳,成为辽的属部,例如,成吉思汗的五世族祖,海都次子察剌哈宁昆(又译察剌孩领忽)受有辽朝的“令稳”(即领忽,小部族官)官号,四世族祖必勒格被辽廷升号“详稳”(即想昆,大部族官),父子相继任辽属部官。 [27]辽代也筑有长城,称为辽代长城(辽边壕)。
行政区划
辽代的体系大体上是道、府(州)、县三级。共有5京、6府,156州、军、城,309县(根据《辽史·地理志》)。
此外,辽朝效仿宋朝路制,相继设置了八个专司理财的路,分别是:上京路、中京路、南京路、东京路、西京路、辽西路、平州路、长春路。 [111-114] [115-116]
辽朝如同宋,也有五京制度,主要是为控制因战争获的土地而设置的,或是因为争夺一地而设置的前进基地。
道
辽分5个道,每个道有一个政治中心,称为京,并以京的名称来命名道。
五京道
道名
治所
辖地范围
上京道
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
以西拉木伦河流域为中心的契丹本土 [144]
中京道
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
原奚族本土
东京道
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
原东丹国地区
南京道
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西南)
今海河、大清河以北,及长城以南、河北、北京、天津部分地域
西京道
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
今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
五京中,只有上京是首都,其他均是陪都。然而辽中京至澶渊之盟后,其政治作用加强,地位直逼上京的首都地位。
重熙十三年(1044年,北宋庆历四年),辽兴宗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
道下设府、州、军、城4种政区,为同一级别。
路
辽朝将全国划分为8个财赋路专司理财,但从辽末记载来看,八路事实上成为了辽朝州县区域的划分单位,时人谓之“契丹天下八路”。 [111-112] [116]
八财赋路
路名
财政机构
驻地
上京路
上京盐铁司
临潢府
中京路
中京度支司
大定府
南京路
南京三司使司
析津府
东京路
东京户部司
辽阳府
西京路
西京都转运司
大同府
辽西路
辽西路钱帛司
兴中府
平州路
平州路钱帛司
平州
长春路
长春路钱帛司
长春州
参考资料 [111-114] [115-117]
府
府
分类
详细
京府
临潢府、大定府、辽阳府、析津府、大同府
大蕃府 [28]
南面大蕃府二 [29-30]:黄龙府、兴中府(1041年升霸州置,今辽宁朝阳)
北面大蕃府四:南大王府、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奚王府
以上共计六大蕃府,其中南面两大蕃府行南面汉官制,北面四大蕃府行北面部族官制。这六大蕃府的地位比京府略低。
散府
率宾府、定理府、铁利府、安定府、长岭府、镇海府。此六府有别于大蕃府,不统辖州,仅置刺史或防御使,与刺史州、防御州同级。 [118]
州
分等,从高依次为:节度州、观察州、防御州、刺史州。
县
辽代还设有与县同级的州、军、城。
而头下军州是辽朝一种特殊建置。契丹贵族将所俘掠的人口,建立州、军安置,督迫其为主人劳作。辽诸王、外戚、大臣所领有的头下军州可建城郭,其余只能有自己的头下寨堡。头下军州多设在潢河流域契丹住地。俘户主要是河北、山西的汉人和东北地区的渤海人。头下州县名称,常采用俘户原籍州县名称,如俘卫州民,建卫州;俘三河县民,建三河县;俘密云民,建密云县等。头下军州的制度到辽圣宗时期逐渐废除。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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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面官
辽南京
为了统治当地汉族,辽太宗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实行分治汉人和契丹人、南北两面官的两院制。如《辽史》所言:“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 [121]
辽朝统治者实施统而有别、划区而治的政治统治:一是契丹各部族和北方诸族地区,也包括以被俘汉族人口设立投下州县城市等地区,以实行军政合一的部族体制为主。二是特殊行政区域“属国”,即太祖攻灭渤海后,于其地建东丹国,封皇子耶律倍为东丹王,设官命职“一用汉法”,主要机构设三省六部,所任官员多由契丹人、渤海人担任。三是对相继取得的幽蓟十六州及其他地域,“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仍实行州县体制,州设刺史或节度使,县设县令。 [121]
辽设南面官和北面官双轨官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官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官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大部分官名及职掌沿袭唐制,并参照五代和宋朝的官制。官有实授、遥授之分。职事官与散官及阶、勋、宪衔、封爵、食邑户数等配套。辽代官名多有契丹语官名,如林牙即翰林,惕隐掌管皇族政教,夷离毕掌管刑狱,乙里免为诰命夫人,等等。
辽世宗任用贤臣耶律屋质,进行一系列改革,将辽太宗时的南面官和北面官合并,成立南北枢密院,废南、北大王。后来南北枢密院合并,形成一个枢密院。辽世宗的改革使辽朝从部落联盟形式进入中央集权的时代。
辽朝的法律,因俗而治,各地使用不同法律。早期有民族歧视,至圣宗时契丹人法也用汉律来断。这反映汉人地位的提升。一般来讲辽代刑罚较重,而且皇帝往往随意杀人,无法无天,穆宗尤甚。
四时捺钵
捺钵,汉语译为“行营”、“行在”、“营盘”。辽朝虽先后以辽上京和辽中京作为首都,但是其政治核心不在首都,而在捺钵(契丹语“行在所”、“行宫”的音译)。这是因为辽朝的主要民族契丹族为游牧民族。由于契丹族转徙不定、车马为家的特性,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均在捺钵随时决定,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每年又“四时巡守”,“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皇帝在游猎地区设的行帐,以区别于皇都的宫帐。因气候、自然条件的制约,四时各有捺钵之地。
辽太宗时,取燕云十六州后,其国土包括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为保持契丹族的骑射善战传统的经济生活,仍然过着“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生活。正如《辽史》中记载的“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在这种特殊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在契丹的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一套县有鲜明游牧契丹民族独特特点的四时捺钵制度。契丹皇帝四时巡行的宫帐(也称牙帐),即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
头下军州
“头下军州”是辽代有一种特殊的地方建制。“头下”一词的语源及其语义,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王国维在谈到元朝的投下时,谓“此语本出契丹”,亦即认为“头下”是契丹语的译音。契丹建国后,宗室、外戚所拥有的头下城,凡由朝廷赐给州、军称号者,便成为头下军州。头下军州制度的创立远早于太宗会同三年。 [93]此类州的设置原则、职官铨选、税收等均与其它州有别。辽代“头下州”与“头下军州”的设立还是有一定原则的,而且会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另外,“头下军州”也集中见于辽代上京道。作为统治中心,辽朝中期以后上京地位才逐步略逊于中京。有建州资格的为横帐诸王、国舅、公主,皆为首领或贵族阶层。私奴、媵臣则属于其家兵、部曲之类。既然“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这种部曲的地位决非一般俘虏可比。有了这样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头下军州在地方级行政建制中的特殊地位就很清楚了。其官制系统,应当存在由朝廷任命的节度使;由“本主部曲”构成的刺史以下的职官。 [92]
关于头下军州节度使的设官情况。主管官节度使由朝廷任命。节度使以下,在徽州条中提到“节度使以下,皆公主府署”。这里面含有节度使由朝廷任命之意,与其它记载相同。而“府署”,似可理解为“本主部曲”。刺史级头下州的设官,“刺史”是沿用传统官称,又根据辽代头下州的具体需求而设的。在设官方面,无论是节度使级州城中的刺史,还是刺史级州城的主管官,“皆以本主部曲充”。当然,此类州的州主多与皇帝有密切的关系,自行任命节度使以下的官员也不会受到皇帝过分的责怪。 [92]
宫帐制度
斡鲁朵制度,即宫帐制度。“斡鲁朵”始见于突厥文碑铭(注:译文中将斡鲁朵统译为“宫”) [94],而在古代史籍中相对完整的记录,则只有《辽史》卷31《营卫志》“宫卫目”:皇帝“居有营卫,谓之斡鲁朵”。它起源于古代游牧民族的社会传统,属于游牧社会习惯法的范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立君主专制的政权之前,斡鲁朵就已经存在于契丹社会。帐制,在契丹生活中与部族组织形式密切相关。如《营卫志》“部族目”记载:“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以氏族为单元是部落社会的基本形态。 [95]
有辽一代,每位辽帝皆有自己的斡鲁朵。皇后、宗室和大臣中仅应天、承天两位皇太后各建一宫,孝文皇太弟耶律隆庆建有一宫,韩德让“拟诸宫例”建文忠王府,可视为一宫。这些斡鲁朵的所有者,或为辽帝,或为执政太后,或为亲王,或为位极人臣之大丞相。其所居之斡鲁朵,“可以说是辽朝统治者的大本营”。 [97]这种特权,决定了在辽朝社会生活中斡鲁朵始终处于中心位置。很多辽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察割之乱”“重元之乱”等皆发生于斡鲁朵内。斡鲁朵是一支由辽帝亲自支配的军事力量。由隶宫部族人户组成的宫分军是辽帝维持统治重要的军事支撑。辽中后期在对邻国作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宫分军又是宿卫辽朝北疆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隶宫提辖司人户是辽朝汉军的重要来源,以“家丁”的形式配合宫分军作战。 [98]
皇帝所在或前朝皇帝神主所在的“行宫”,是“斡鲁朵”的核心内容,同时斡鲁朵又因其保卫皇帝的职责而有广大的外延。它包括一支规模极大的斡鲁朵军(宫分军),以及提供斡鲁朵军的斡鲁朵户(宫分户)。斡鲁朵军与征自各部族的皮室军,是捺钵扈从武力的两个主要部分,两者分属于诸斡鲁朵和北枢密院。随着年代的推进,斡鲁朵的数目逐渐增多,至辽末,已有十三个斡鲁朵,合诸斡鲁朵,自成一体系,直属于皇帝。这一体系,与掌管契丹等部族的北枢密院体系、掌管汉人、渤海等州县人户的南枢密院体系并列。与斡鲁朵之建置相应的户籍,称为“宫籍”,隶宫籍者为宫分户,是隶属于各宫院之户口。同属宫分户,相互间地位高下悬绝。 [96]
五京制度
辽朝先后形成五京制度。五京为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但只有上京是首都,其他均是陪都。至辽宋澶渊之盟后的极盛期,中京政治作用虽然加强,但仍没有改变上京首都的地位。
辽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其转徙不定、车马为家的游牧生活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其政治中心不在首都,而在捺钵(契丹语“行在所”、“行宫”的音译)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均在捺钵随时决定,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因气候、自然条件的制约,四时各有捺钵之地。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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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制
辽代武士
其兵制中斡鲁朵中的宫卫骑军兵甲,教练完习,简选天下之精锐,聚之腹心之中,既担任保卫任务,又出兵打仗。另外还有部族兵、汉军、渤海军等。契丹是游牧民族,善于骑射,平时放牧渔猎,既是生产经济活动,也是军事练习。有战争很快即可集合成军。
辽朝的军队,平时约在二十万至三十万左右,而契丹部族全民皆兵,辽所能动员的兵力在总人口当中,比例很高,为164万2800人。由于保留着原始部族的痕迹,并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迅速转化的历史阶段,军事制度初期多与本民族社会制度合为一体,进入长城以南地区后,既保有本民族特色,又逐步接受汉族影响,具有民族融合的特点。
辽朝皇帝亲掌最高兵权。下设北﹑南枢密院。北枢密院为最高军事行政机构,一般由契丹人主管﹔南枢密院亦称汉人枢密院,掌汉人兵马之政,因而出现一个朝廷两种军事体制并存的局面。
军种
辽军大体分为宫帐军﹑部族军﹑京州军和属国军。宫帐军,征集直属皇帝的着帐户壮丁组成,是契丹族亲军,供宿卫和征战,“以行营为宫,选诸部豪健千人,置腹心部”。部族军,主要由契丹以外的部族壮丁组成,供守卫四边。以上两种部队是辽军的主力。京州军,亦称五州乡军,征集五京道各州县的汉族﹑渤海族等的壮丁组成。属国军,由臣属国壮丁组成。后两种部队为辅助兵力。辽初,贵族男子人人服兵役,年龄在15-50岁之间的列籍正军,兵器﹑战马自备 [31]。“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辽史·兵卫志》)。后来,“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辽史·食货志》)辽军以骑兵为主,主要武器是弓箭和刀枪。后期从宋朝传入抛石机式的火炮,编有炮手军。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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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族本是游牧民族,“畋鱼以食、皮毛以衣、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游牧民族经济上的弱点,在契丹立国之前大致上解决。以人为方式在游牧地区内营造绿洲,再将农耕民族移居其中。
契丹人从事农业、手工业,都是由辽太祖的祖父、父亲以及伯父等传入契丹,又传授纺织。辽在各地均设群牧使司以管理官有的牲畜。辽朝皇帝使农牧业共同发展繁荣,各得其所,建立独特的、比较完整的管理体制。
农业
辽朝境内农作物品种齐全,既有粟、麦、稻、穄等粮食作物,也有蔬菜瓜果。他们借鉴和学习中原的农业技术,引进作物品种,还从回鹘引进了西瓜、回鹘豆等瓜果品种,结合北方气候特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作物栽培技术。辽朝的土地有公田和私田两类。在沿边设置的屯田自然是公田。募民耕种的在官闲田也是公田,百姓领种十年以后,要对朝廷缴纳租赋。至于所说的“占田置业入税”则是私田了。估计屯田多集中在北部沿边,私田则多在辽朝南境。在契丹的汉人依然是以男耕女织的方法维持家庭收入。同时,契丹将战争中俘掠的汉人,安置在契丹腹心地区,建立许多头下军州。除少部分需上缴,其余收入皆归头下主所有。
辽廷为了鼓励人民开辟荒地,立例若成功开辟农地可免租赋十年,形成契丹特有的农牧混合经济。遇到兵荒、岁饥之年,也要减、免赋税,契丹统和九年(991年,北宋淳化二年)1月辽圣宗时期,“诏免三京诸道租税,仍罢括田” [38]。辽大康元年(1075年,北宋熙宁八年)9月辽道宗时期,“以南京饥,免租税一年,仍出钱粟振之” [39]。辽朝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被编入州县,包括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和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佃户。他们无论经济地位如何,都是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国家编户,并承担着国家的赋役负担。寺庙的佃户多是贵族、官僚随同土地一起转赠的,是既向国家纳税又向寺庙交租的另一种形式的税户。
畜牧业
辽朝的畜牧业十分发达,契丹人的牧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 [40]。牧业是契丹等部落民的生活来源,也是辽朝所以武力强盛、所向克捷的物质条件。当时阴山以北至胪朐河,土河、潢水至挞鲁河、额尔古纳河流域,历来有优良的牧场。契丹各部和属部中的阻卜、乌古、敌烈、回鹘、党项等,主要从事游牧业。羊、马是契丹等游牧民的主要生活资料:乳肉是食品,皮毛为衣被,马、骆驼则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战争和射猎活动中马匹又是不可缺少的装备。因此,“蕃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阿保机之妻述律氏曾自豪地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羊、马也是辽朝向契丹诸部和西北、东北属国、属部征收的赋税和贡品,是辽朝的重要经济来源,因而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游牧的契丹人,编入相应的部落和石烈,在部落首领的管理下,在部落的分地上从事牧业生产,承担着部落和国家的赋役负担,没有朝廷和部落首领的允许,不能随意脱离本部。他们是牧区的劳动者、牧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部落贵族的属民。
手工业
辽代瓷器
辽代的冶铁业发达 [41-42],发掘出土铁制的农业工具、炊具、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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