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文化的中心，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大都市，首都东京、西京和南京人口均超过一百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
    军事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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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科x混知：杯酒释兵权
    在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初，为了避免中晚唐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的乱象，他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首先在军事方面，建隆二年（961年），他以“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等一批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将对军队的控制，并设立中央禁军，将各地精兵收归京城禁军管辖，同时规定，禁军不再设置最高统帅，罢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及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的职位，而且把禁军两司（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司）分为“三衙”，即殿前司与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鼎足而立。 [44]
    三衙的将领则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来担任，且时常加以调动。这些将领虽统率军队，而军队的调遣和移防等事则须听命于枢密院同时，还实行“更戍法”，禁军的驻屯地点，每隔几年更调一次，而将领却不随之更动，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防止军队为将领所私有。从此结束了武人专横跋扈的局面，使宋朝对军队有了完全的掌握权。 [3]
    北宋末、南宋初抗金名臣李纲 [45]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领夺权。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了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官的军权，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宋朝的兵力部署可谓“强干弱枝”、“守内虚外”。
    宋朝的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中央军，也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则是按机关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 [44]
    北宋统治者按照“守内虚外”的政策进行军事部署。禁军有一半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其余分戍全国各要冲地区，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边境上只屯驻较少量的禁军，对辽、西夏逐渐采取被动防守的方针。宋太宗曾这样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46]” [47-49]
    经济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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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发展
    生产技术的进步
    宋代越窑青瓷粮仓
    北宋时期，南方农民普遍使用龙骨翻车来灌溉，比龙骨翻车运转力更大的筒车，也用来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车赋》有“器以象制，水以轮济”之句，就反映了这种有轮轴、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动的筒车。北宋政府两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区推广“踏犁”。“踏犁”是一种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个劳动力的功效相当牛耕的一半。这对畜力不足地区解决耕田的困难起过一定的作用。 [3]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如犁、耧、耙、锄、镰等，其中耙、锄等中耕农具较多，表明了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农民还很注意积肥和施肥。他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土壤的性质不同，应施用不同的粪肥。所谓“用粪如用药”。当时对作物栽种的深浅疏密与产量高低的关系，也有所认识。禾谱、农器谱、农书、蚕书等农业生产知识的专着，纷纷出现，反映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3]
    水利
    宋太宗时，在河北地区修作陂塘，并修筑长六百里的堤堰，设置斗门，引淀泊水灌溉，种植水稻，获得丰收。 [50]
    南方地区水利兴修的成绩更为显着，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北扞海堰、浙江扞海石塘、钱塘江堤、西湖等处。如钱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以真宗时所修最有成效。这次修筑，吸收五代时的经验，把石块装在竹笼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桩，增强了阻挡海潮冲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余顷，年久堙废。 [50]
    宋哲宗时，苏轼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农田均获其利。此外，福建莆田县的木兰陂，也是当时着名的工程。木兰陂有宽80米，高10余米，长160余米的大坝，可拦洪、蓄水、排灌，使万顷农田旱涝保收。仍十分坚固，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 [51-52]
    因地制宜
    北宋农民克服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因地制宜地在山地、江畔、海边开垦出大片良田。圩田在南方有了进一步发展，规模有所扩大，如着名的芜湖县（今属安徽）万春圩即有田十二万七千亩。此外，农民们还造出许多新型的田地，如山田、淤田、沙田、架田等。太宗时，全国耕地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余顷。真宗时，增至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余顷。以后也不断增加。
    农作物的推广和交流
    随着北宋的统一，南北各地的农作物品种得到了交流。北宋初年，政府曾劝谕江南以至福建、广东等地种植原北方主要粮食品种粟、麦、黍、豆等。水稻的优良品种也在各地推广，其中最着名的品种“占城稻”从越南引进福建。后又推广到江淮和北方。甘蔗、棉花、茶叶、桑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范围也较前扩大。
    手工产业
    北宋时期，手工业生产有很大进步，汴绣、宋绣尤为着名。当时，各种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程度，都超越前代。 [53]生产技术发展显着，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大为增加和改进。最杰出的要算是北宋时期的各种瓷器了。 [54]
    瓷器
    宋朝瓷器图片(2张)
    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55]官窑、钧窑、汝窑、定窑和哥窑，是北宋五大名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着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精美；章生一的哥窑及其弟章生二的弟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
    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在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证明瓷器是当时的重要输出品。 [56]宋瓷已成为中国古代着名的艺术品，而享誉海内外。
    采矿冶炼
    北宋时，金、银、铜、铁、铅、煤的开采冶炼规模都相当大。重要冶铁中心徐州东北的利国监，有三十六冶，矿工约四千人。江西信州及其附近盛产铜、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安徽繁昌冶铁遗址中，有高约2米，面积达750平方米的废铁堆，反映了当时冶炼的规模。在开采冶炼规模扩大的基础上，产品的数量大有增加。以铜和银为例，宋神宗时岁课铜1400多万斤，银20多万两，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税率计算，可推知年产铜7000多万斤，银100多万两，产量都超过唐朝数倍。另外，采矿冶炼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丝质产业
    北宋的纺织业主要有丝、麻、毛等部门，其中丝织业仍占主要地位，并以两浙和四川地区最发达。从河北东路到江南东路的整个沿海地区，丝织业也有相当规模。丝织品种类繁多，如绫有二十几种，锦有四、五十种。南北各地均有不少珍品，如蜀锦历久不衰，畅销全国；定州缂（kè课）丝，用各色丝线织出艳丽逼真的花草鸟兽，宛如雕刻而成，堪称一绝；单州（今河南单县）的薄缣（jiān肩），每匹才重四两，望之若雾，等等。在丝织业发达的某些地区已出现了一批独立经营的机户，以家庭手工业作坊的形式，为出卖商品而生产，反映了丝织业生产发展的新的情况。
    漕运造船
    北宋定都开封，东南漕运十分重要，船只是不可缺少的运输工具，加之海外贸易兴盛，便促进了造船业的进步。官营作坊以造漕船为主，同时造座船、战船、运兵船等，民营作坊则制造商船及游船。以漕船为例，真宗时，年产量达2900多艘。北宋船只的体积和载重量相当大，徽宗时造的出使高丽的大海船，称为“神舟”，据估计可装载石以上货物，载重量约为1100吨。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侧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风浪强的优势。海船上主桅杆高十丈，头桅高八丈，共装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舱，中舱又分四堂。这种隔舱防水设备是中国造船工人的首创。
    北宋官府设有很多造船场所，分布在今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其中虔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吉安）、温州（今属浙江）、明州（今宁波）是着名的造船基地。太宗时，全国每年造船已达三千三百余艘，远远超过唐代。北宋的造船业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在对外贸易中，中外商人乘坐使用的大多是中国制造的船只。
    北宋漕运四渠图 [95]
    工匠地位的变化
    北宋时期，在官私手工业作坊中，工匠的身份、地位有了变化。
    刻有散曲《极相思》的宋代瓷枕 [57]
    私营作坊使用雇佣工匠，他们领取钱米作为雇值，雇值多少因不同时期、不同部门而异。官营作坊役使的工匠，有从军队调来仍隶名军籍的军匠，也有从民间雇募来的和雇匠。此外还有一种当行差充的工匠，称“当行”或“鳞差”，这种当行工匠在北宋只作为辅助之用，他们和唐朝的番匠已有不同，不是无偿服役，而是付给一定的“雇值”。有的生产部门如铸钱作坊，还出现了类似计件给雇值的方式。这些情况都表明北宋工匠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缚已经有所松弛。
    商业发展
    白银和交子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于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北宋的纸币有交子、钱引和小钞三种。
    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每年就达到80万贯。以后逐渐增加，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达六百余万贯。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大城市有金银铺和兑房，专门买卖金银和兑换货币。国家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1021年（天禧五）为多两，到宣和二年（1120）为1860万两。黄金虽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交子——北宋货币
    北宋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区长期使用铁钱，因铁钱重，携带不方便，公元10世纪末叶，成都市场上遂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冬，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借口商人争讼不息，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但钱引不备本钱，大量印发，于是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
    商税专卖
    由于商业发达，北宋政府对商税特别重视。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专门征税。宋朝商税分为两种：过税，每关值百抽二，是对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对坐贾抽的。正税之外，还有杂税。随着商业的繁荣，商税日益成为政府重要财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间，商税只有450万贯，到仁宗时，即增加到2200万贯。
    北宋政府为了搜刮更多钱财，对盐、茶、酒、矾等实行专卖，即由官府控制这些物品的生产并垄断销售。北宋专卖制度的实行，使得封建政府大获其利，但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城市经济
    唐代开始出现的在大城市周围的定期集市——草市和墟市，到宋代已经普遍存在于各大、中、小城市周围，北方叫“集”，南方叫“墟”。农村中也出现定期举行的小市。
    北宋十万户以上的城市从唐代的十多个增加到四十多个。其中开封、洛阳、杭州、扬州、大名、应天（今河南商丘）、苏州、荆州、广州、成都、福州、潭州（长沙）、泉州等都是着名的繁华都市。开封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最为典型。全市人口不下百万，城中店铺林立，计有六千四百余家，街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市场上的商品从日常用品到奇珍异宝，无所不有。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居民区）、“市”（商业区）分区，交易只能在市里进行，而且只能在白天进行，入夜即止。北宋时，开始打破了“坊”、“市”和昼夜的界限。开封市内，商店可以随处开设，而且有了夜市和晓市。当时开封市内还出现了“瓦子”（或叫“瓦舍”、“瓦肆”），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茶楼和说书、唱戏的，热闹非常。
    广告竞争
    宋朝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市场竞争，各个行业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经营方式，多数商家利用“广告”进行角逐。宋代商人拥有较强的广告意识，其根本原因在于追求经济利益，客观原因在于他们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商人们在广告上大做文章，宋代出现了诸如“声响广告、商品展示类广告、悬挂式广告、媒介广告、节日广告”等一系列的广告形式。 [58]
    海外贸易
    唐代仅在广州一地设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北宋除广州外，又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今山东诸城）、秀州（今浙江嘉兴）五地设市舶司，使外贸规模成倍扩大。北宋中期，每年的市舶收入达六十三万贯，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北宋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瓷器、金属等，进口的商品主要是香料、药材、象牙、珠宝等。
    宋代远洋航行的海舶，无论是船体构造还是经营规模，抑或成员人数都很庞大。船内作业的劳动编成，也截然分化。宋元时期中国造船业异军突起，所造船舶规模大，数量多。根据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江海船舰》的记载，大型中国海舶载重达1万～1.2万石（500～600吨），同时还可搭载500～600人。中型海舶载重2000～4000石（100～200吨），搭载200～300人。 [59]
    城乡集镇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新的转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赋税制度
    宋代的农材赋役制度，大致延续唐末的两税法，但增加了丁税。而差役则甚为繁重造成人民负担，因此王安石变法时有免役法的推行。
    北宋的田税规定，向土地所有者按亩征税，每年夏秋各征收一次（沿袭唐朝的两税法）。北方各地大致每亩中等土地可收获一石，须纳官税一斗。江南各地由于产量较高，每亩须纳税三斗。唐代的两税法是按资财多少征税的，而宋代则是按土地面积定额征税的。秋税，是在秋熟后按亩征收粮食；夏税，是以收钱为主，或者折纳绸、绢、绵、布。 [60]
    按亩征税是征税的基本标准，但是在实际征收时，还有所谓“支移”、“折变”的计算，从而提高了实际征税的税额。“支移”就是在征收秋税时，要求农民运至指定地点交纳，如果农民不愿随长途运输之劳，就要多交一笔“支移”，也就是“脚力钱”。“折变”就是在征收夏税时，钱物辗转折变，也提高了实际交税额。 [60]
    官田招佃农耕种，由政府收取地租，称为“公田之赋”。但官田本身无人交纳秋夏二税，往往又把二税加到佃农头上，加重地租数量，即所谓“重复取税”。 [60]
    北宋的身丁税规定，男子20岁为丁，60岁为老。凡是20岁至60岁的男丁，都要交纳身丁税，交钱或交绢，与两税同时交纳。 [60]
    北宋承袭五代十国的苛捐杂税，以类合并，统称之为“杂变”。其中名目繁多，如农器税、牛革税、蚕盐税、鞋钱等，即所谓“随其所出，变而输之”。杂交也必须随同两税输的。 [60]
    和籴是官府强制收纳民间粮米；和买是官府强制收购民间布抽。在实行和籴与和买之初，是按土地多少，分别派定强制征购的数量，并付给一引起价款，到后来，则都是“官不给钱而白取之”。 [60]
    文化
    播报
    编辑
    参见：宋朝文化
    北宋散文家苏洵。与其子合称“三苏”。 [61]
    北宋是个非常奇特和发展不平衡的时代。一方面，北宋虽然拥有庞大的军队，但军事实力不强，与辽国和西夏对抗时长期处于劣势。经济上虽然十分繁荣，但北宋政府经常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由于北宋在军事上“积弱”，在经济上“积贫”，被历史学家视为“中国历史上最贫弱的一个朝代”。
    然而，在另一方面，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繁荣的朝代之一。中国历史上很多重大发明都出在北宋表现出来。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北宋在文学艺术方面，更是名人辈出，登峰造极。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繁荣昌盛的朝代之一。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文学
    参见：宋词
    宋朝的科举制度使文人得到了可以自由发展的空间。北宋文坛群星荟萃，明代学者宋濂称：“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在“唐宋八大家”中，只有韩愈、柳宗元为唐人，其余六人均为北宋人。六人中除“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外，还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宋代诗歌成就虽比不上唐诗，却另有特色。宋诗多喜说理，尚议论，以理趣见长；多以冷静的态度去体察客观事物，“以方学为诗”，比较喜欢用典，书卷气较浓，显得委曲精深；往往把散文的章法，句法引入诗中，结构手段，叙述方法和语言风格具有散文化倾向。
    李清照、苏轼、欧阳修、柳永
    宋朝的词作品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它与唐诗并称为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瑰宝。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而北宋词人众多，佳篇迭出，可以说是词的鼎盛时期。北宋着名词人有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范仲淹、柳永、苏轼、秦观、黄庭坚、周邦彦、李清照等。
    书画
    清明上河图-图册(20张)
    北宋涌现了许多着名书法家和画家。书法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成就最高，被称为“北宋四大家”，另外，宋徽宗取众人所长独出己意创造的“瘦金书”也别具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
    北宋画家早期有李成、范宽、燕文贵、文同等名家，中后期有苏轼、李公麟、张择端、米芾、米友仁、赵佶（宋徽宗）等人，北宋的山水画最能代表中国画最高的艺术水平。画作首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幅长卷通过描绘东京开封的风物，使近六百人跃然纸上，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不朽的佳作。
    史学
    参见：《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
    《新唐书》和《新五代史》这两部史籍都是纪传体史书，这种体裁的史书以本纪和列传为主要内容。《新唐书》由欧阳修主持编写，《新五代史》则是欧阳修以一己之力私撰的。
    《新唐书》不仅补了《旧唐书》之缺，对了解唐朝史书，也颇有帮助。《新五代史》相对《旧五代史》而言，取材广泛，叙事生动。加上欧阳修文笔简净，因而更有可读性。
    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 [62]
    司马光的史学成就更高，他和太史公司马迁并称“两司马”，他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和总结性作品。《资治通鉴》共294卷，上起战国时期的三家分晋（公元前403），下迄五代之末（公元959），记载了1362年的史事。另有《目录》、《考异》各30卷。该书“详于理乱兴衰”，在取材上“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顾炎武把《资治通鉴》视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哲学
    参见：理学
    北宋在哲学领域远超唐代，出现了一批理学家。理学是儒家哲学的特殊形式，因理学家着重探讨义理、性命之学，故称为理学，又称为道学。北宋初期，石介、胡瑗、孙复被称为“理学三先生”，但实际的开创者为“北宋五子”，即周敦颐 [63]、张载 [64]、邵雍 [65]、程颢、程颐 [66]。
    科技
    播报
    编辑
    火药
    火药从晚唐开始逐渐应用于战争 [67]，北宋在汴京设立专门机构，制造火器，后经由西亚各国传入欧洲。
    指南针
    指南针在北宋逐渐应用于航海，当时已掌握了利用天然磁体进行人工磁化的技术，人造磁铁的磁性比天然磁体要稳定得多。
    活字印刷术
    雕版印刷术在北宋时有飞速发展，广泛被用来刻印书籍。
    活字印刷术
    国子监刻印的书，后世称为监本。民营书坊刻印的书被称为坊本。帝都汴梁、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眉山都是印刷业的中心。
    造纸术
    北宋纸的种类很多，竹、藤、楮、麻等都是造纸的原料。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歙州的凝霜、澄心，宣州的栗纸，浙江的藤纸，温州的蠲纸等，都是有名的品种。歙州出产一种长纸，制作甚精，一幅长五十尺，竟均能做到自首至尾，匀薄如一。
    百科着作
    《梦溪笔谈》是北宋科学家沈括所着的笔记体着作，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达到的辉煌成就。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梦溪笔谈》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天文历法
    宋朝天文学家苏颂创建了大型天文仪器“水运仪象台”。它是集观测天象的浑仪、演示天象的浑象、计量时间的漏刻和报告时刻的机械装置于一体的综合性观测仪器。沈括创制“十二气历”。这是一种纯太阳历的历法制度，既简单，又便于各种生产活动，但在传统力量极为浓厚的古代是不可能被采用的。现代行用的公历，其实质与十二气历相似。
    医学
    宋代是中国古代儿科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出现了被誉为“儿科圣手”的儿科专家钱乙，而且对天花、麻疹、惊风、疳积，已有较明确的认识和有效的治疗方法。唐代以前称战伤为“金创折疗”，并无明确的外科、伤科之分。到了宋代，外伤科的名称才明确起来，也有了“专门接骨”的医生。
    数学
    沈括的《积隙术和会圆术》。沈括在数学的许多领域内都取得了许多成就，《隙积术和会圆术》记所记的隙积术和会圆术就是他的两大重要研究成果 [68]。沈括的研究开了中国垛积术研究的先河。会圆术是计算圆弧的弦、矢（弧的高）与孤长间数量关系的数学公式。在中国数学史上，沈括第一个利用弦、矢求出了孤长的近似值。
    民族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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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和唐的民族政策不同，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都城在临潢（内蒙巴林左旗附近）在它的西北边，有党项族（羌族的一支）建立的夏政权（西夏），都城在兴庆（宁夏银川市）。此外，还有云南的大理，西藏的吐蕃以及西北的高昌、龟兹、于阗等政权。
    契丹
    宋太宗在灭北汉之后，曾经两度出动大军征辽，企图把契丹贵族势力逐出长城，可是全都失败了。对党项贵族的战争也多失利，民族矛盾相当严重。
    从宋对辽、夏的关系来说，每次战争的结果，宋方都是屈膝求和，并奉献出大量的银、绢。如景德元年（1004），契丹大举攻宋，一直打到黄河北岸的澶州（又名澶渊，今河南濮阳县西南）附近，后于景德二年（1005）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宋方每年给契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史称“岁币”。
    西夏
    宋仁宗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1040年～1042）期间，西夏皇帝元昊对宋方又发动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双方损失都很大，结果在1044年订立和约。宋万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叶三万斤，叫做“岁赐”。契丹乘机要挟，宋方又增岁币银绢各十万，先后合计五十万两匹。
    宋夏和约订立后，西北边境平静了二十多年。到1066年（宋英宗治平三），西夏又开始挑衅，战争又不断地在进行着。战乱使黄河北面的农民遭到迫害，弄得无家可归，到处流浪。
    回鹘
    回鹘（hu胡）即唐之回纥。唐末，回鹘政权衰落，为黠戛斯（即吉尔吉斯）人摧毁。少部分回鹘人移居唐的边境，绝大部分分三支向西南迁徙：一支南移河西地区，称河西回鹘：一支西去西域，以西州（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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