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局出现了。约在明天启年间，北京已有关于印局的记载。康熙二十年（1681年）两江地区已出现专放高利贷的组织印局。清代中期以后，各主要商业城市都出现了印局。其利息较一般高利贷要高，多在月息三分至六分。明代晚期，白银与铜钱并用，因而出现了经营兑换业务的信用组织，开始是摆摊，称钱桌或钱摊，后来出现以门面经营，称钱庄、钱铺兑店。到清代，钱庄的职能逐渐扩大，除兑换业务外，还经营放债与存款钱庄盛行于江南，以汉口、上海为中心，绍兴帮的势力最强。与钱庄职能似的信用组织北方称之为“账局”。第一个账局是山西商人王廷荣出资金千万两在张家口开设的“祥发永”。山西商人在北京、张家口经营的账局最多，仅北京城鸦片战争前就有百余家账局，本银在一千数百万两。账局的借款对象，一为工商店铺，二为印局、典铺、钱铺，三为官吏和蒙古贵族。它为工商业融通资本，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266]
    票号的出现：虽然明代民间已有“会票”即汇票一类流通，但经营汇兑业务的信用组织票号的出现是在清代。由于票号多掌握在山西商人手里，因此又称“山西票号”。山西票号的分号，分布在全国90多个城镇，有400多庄，当时号称“汇通天下”。在银行出现以前，“全恃此以为汇兑”。票号的利息，存款一般为月息三至四厘，放款为月息七至八厘，较低的为五厘，较高的为一分。其服务对象为钱庄、当铺和一般的工商业者，并对清廷提供信用，缓解了国家财政危机。从票号资金来源、服务对象及其职能来看，基本上仍属于封建主义的生息资本，但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长途贩运和大区域之间的经济交流，推动了全国性市场的出现，也为近代银行的出现，从人才、管理制度和经验的积累方面，提供了条件。 [266]
    日升昌票号发行的凭票
    货币
    清朝货币大体上采银两与铜钱并用的银铜双本位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但银的地位更见重要。因海外贸易发达，白银大量从国外输入，康雍乾盛世流通的外国银元除西班牙银元外，还有葡萄牙银元、威尼斯银元、荷兰银元、法国银元等。鸦片战争前后，需要固定形式的银币出现，正式使用机器铸造银币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鸦片战争前，由于英国将大量鸦片销入中国，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需要更多的铜钱才能换取白银。由于白银是百姓纳税的固定货币，这带动了通货膨胀，严重恶化经济。使得曾经于1651年顺治帝发行纸币，到1853年咸丰帝又发行大清宝钞与户部官票等纸币，以稳定清朝经济。 [96]
    赋役
    主词条：丁银、固定丁银、摊丁入亩、废除匠籍、养廉银、耗羡归公、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出旗为民
    至康熙五十年（1711）以前，清朝的赋役制度，尽管屡经调整，但由于积弊已久，仍十分繁杂而混乱。康熙五十一年（1712），决定“盛世滋丁，永不加赋” [97]，即以康熙五十年全国人丁数2462万余丁，丁银335万余两为定额，以后再增加的丁口，不再加征丁银。雍正元年（1723）直隶总督李维钧请求将丁银摊入田粮中征收，得到朝廷的允许。以雍正元年逐步实行“摊丁入亩”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的赋税不均的情况，有利于调动劳动人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乾隆帝更是多次大规模地蠲免田赋和漕粮，以及各省的积欠，并于乾隆十年、三十五年（1770）、四十五年、五十五年、嘉庆元年（1777）五次下令，分三年轮免各省的额赋和钱粮一年。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蠲免赋税的政策，尽管是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所采取的缓和矛盾的措施，但相对于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来说，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使他们得以安心于生产而免遭颠沛流离之苦。
    财政
    平定三藩后，地丁银年收入二千六百万至二千八百余万两，留存地方支用约八百三十余万两外，再加其他收入，一年财政收入近三千万两。由于财政收入税制的确立和各项税法的日趋完善，清朝的财政收入大于支出，户部库存也日益充裕康熙六十一年户部库存八百余万，雍正间渐积至六千余万。及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又增至七千八百万两，清朝的财政收入以进入最佳的鼎盛时期。 [98]（也有说法认为1777年接近8200万两，是为有清一代的最高纪录）嘉庆初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成为清朝财政的转折点。1804年平定白莲教之后，清朝又迎来了和平时期。在接下来的16年间，内地和边疆均未发生大规模战事。令人讶异的是，户部盈余量并没有因此发生反弹，在本周期的大部分年份，盈余量一直维持在2000—3000万两之间。
    但是，一旦朝廷用兵边陲或平定内乱，军费急剧增加，其现金储备会大幅下降。但历次边陲用兵并未导致清政府提高田赋税率或新设捐税以增加国库收入。
    土地
    主词条：更名田、一田二主
    文化
    播报
    编辑
    主词条：清朝文化
    小说
    主词条：清代小说、《红楼梦》
    清朝小说是中国古代创作和传播的高峰时代。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李绿园的《歧路灯》和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99]
    吴敬梓（1701—1754）是清代小说家和思想家，他的代表作《儒林外史》是我国着名古典长篇小说。全书以整个封建社会为批判对象，以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为中心，通过对他们生活和心灵的描绘与剖析，勾画了形形色色的“儒林”众生相。 [259]
    此外还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邦额的《夜谭随录》、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志怪鬼神小说。 [100]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
    清朝末期，谴责小说的登场，给这个时期的小说增添了光彩。代表作为《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谴责小说进一点扩大了题材的范围，描写以官场为主，而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101]
    清代小说中塑造了一些典型人物形象，展示了社会生活的万千气象。例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 [102]《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匡超人、马二先生等。和明代小说比较起来，这些成功的人物形象更接近于生活，缩短了和读者的距离。
    《红楼梦》塑造的林黛玉形象
    诗词
    主词条：清代诗、清词
    清诗是唐宋之后又一个重要时期，流派纷呈，诗学主张也多样，有其不可忽视的艺术价值。清初诗坛的主流是“遗民诗”，是富有反抗精神的。 [103]最着名的是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称“江左三大家”。生活于乾隆后期和嘉庆时期的着名诗人有张问陶，他的七言律绝，佳句络绎。张问陶也好谈“性灵”，赞成袁枚论诗主张，可以算是“性灵派”的诗人，张问陶与袁枚、赵翼并称乾嘉“性灵派三大家”。 [104]
    被成为“诗界革命”的诗歌改良运动产生于戊戌变法前后，其代表有黄遵宪的诗，其余如谭嗣同、唐才常、康有为、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夏曾佑均有作品。 [105]
    清代诗词大家厉鹗 [272]
    清词号称“中兴”，仅顺康两朝，词人就达到2500多人、词作余首，远超前面任何一个朝代，尤其是相较于词学衰微的元、明两代。到了康熙时期，清词第一次展示了其骄人的创作成绩，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征，在唐五代、两宋词外别立一坛。 [260]出现王士禛、陈维崧、朱彝尊、顾贞观、厉鹗、纳兰性德等重要词人。朱彝尊、陈维崧和纳兰性德，他们在整个词史上的地位虽评价各异，褒贬不一，但其康熙词坛大家”的地位，几无人撼动，尤其是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其“学南宋，尚醇雅”的理论，引领有清一代词坛创作风气之先。 [260]清词进入鼎盛时期。清末词人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并称“晚清四词人”。综观清词的显着成就，可概括为三点：第一，作者多；第二，立论高；第三，功夫细。
    陈维崧
    朱彝尊
    吴伟业
    纳兰性德
    戏剧
    主词条：长生殿、桃花扇
    中国戏曲发展至清代乾隆年间，地方戏似雨后春笋，纷纷出现，蓬勃发展。昆腔经过魏良辅，李玉等剧作家的改进，执剧坛牛耳者已明显归于昆曲大宗。经过“花雅之争”，雅部昆曲最终衰落下来。
    京剧之名始见于1876年的《申报》，历史上曾有皮黄、二黄、黄腔、京调、京戏、平剧、国剧等称谓，系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后与北京剧坛的昆曲、汉剧、弋阳、乱弹等剧种经过五、六十年的融汇，衍变而成。其剧目之丰富、表演艺术家之多、剧团之多、观众之多、影响之深均为全国之冠。 [106]
    徽班进京
    散文
    主词条：桐城派
    绘画
    清代的画坛由文人画占主导地位，山水画科和水墨写意画法盛行，更多画家追求笔墨情趣，在艺术形式上翻新出奇，并涌现出诸多不同风格的流派。清初朱耷、石涛的山水花鸟画，中期的“扬州八怪”，清末任伯年，吴昌硕的仕女花鸟画及杨柳青、桃花坞和民间年画均对后人有很大影响。
    郎世宁《百骏图》（局部）
    篆刻
    主词条：明清篆刻
    清代金石学盛行，以及历代金石文物的大量出土，不少学者致力于这些文物和古代文字的搜集、研究、着述和流播，因而扩大了篆刻家的视野。清代篆刻流派之多也为前所未有，代表人物有：赵之谦、吴昌硕、厉良玉、齐白石等。 [271]
    学术
    主词条：考据学、乾嘉学派
    在学术上，清朝时期最兴盛的是考据学。考据学全盛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孙，等等，考证方法大同小异。 [107]到了章学诚，又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点，又前进一步。 [108]
    哲学
    主词条：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戴震、颜元、曾国藩
    新学
    主词条：西学东渐、海国图志、资政新篇
    史学
    主词条：章学诚、续三通、清三通、明史
    在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对古史的考订、补撰以及金石史料的搜集蔚成风气，出现各种史学着作。惠栋有《后汉书补注》24卷；钱大昕有《两汉书辨疑》40卷、《三国志辨疑》3卷、《后汉书补表》8卷、《补续汉书艺文志》2卷、《嘉定金石文字记》4卷；梁玉绳有《史记志疑》36卷；崔述有《考信录》一书；杭世骏有《史记考证》《三国志补注》《补晋书传赞》《北齐书疏证》《经史质疑》等；谢启昆有《西魏书》24卷；沈钦韩有《左传补注》12卷、《左氏地理补注》12卷、《两汉书疏证》74卷等；雷学淇有《考定竹书纪年》14卷；洪亮吉有《四史发伏》12卷、《三国疆域志》2卷、《东晋疆域志》4卷、《十六国疆域志》16卷、《西夏国志》16卷等；毕沅组织编撰《续资治通鉴》等。史学考订、补辑工作，是对中国历代史书的一次全面清理和总结，为后人治史开拓了道路，最有成就者当推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三人。王鸣盛除《十七史商榷》外另有《蛾术编》，属以考证为主的学术着作，以论经义、史地、小学为主，旁及制度、名物、人物、文字、诗文、碑刻等，内容十分丰富，其中《说地》《说制》《说人》《说物》四类38卷尤为精辟；钱大昕除《廿二史考异》外还参与过《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等官书的纂修。对于史学之又一贡献是在元史学，有《元史氏族表》3卷、《元史艺文志》4卷，他有志于重修一部元史，已成《元史稿》100卷，不幸散佚；赵翼除《廿二史劄记》外尚有《皇朝武功纪盛》4卷、《陔余丛考》43卷、《詹曝杂记》6卷。 [261]
    在官修本朝史和边疆底定的形势影响下，出现了一批研究撰写本朝史和边疆史的学者，他们的学术成就对晚清学术风气有重要影响。赵翼的《皇朝武功纪盛》，即以纪事本末的体裁，记述了圣祖、高宗两朝平定三藩平定朔漠，平定准噶尔及平定缅甸、两金川台湾、廓尔喀等重大史事，颇有史料价值；蒋良骐以供奉史馆之便，编写《东华录》32卷，记清代前期五帝六朝史事，取材以实录、题本为主，因其成书在清廷修改实录之前，故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原始资料；陆耀辑撰有《皇朝藩部要略》18卷《西域释地》1卷《西陲要略》4卷及《新疆识略》等；徐松博极群书，因事戍伊犁，“自出关以来，于南北两路，壮游殆遍。每有所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写成《西域水道记》5卷。以上既为清朝的当代史，又与边疆的巩固与开发有关，由此形成史学研究注重当代史和边疆史的特点。 [261]
    在史学理论方面，章学诚的史学理论贡献。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其学说要点：一是将史籍分为“着述”和“比类”两部分。他说：“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着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所谓着述，即指自成一家的独断之学；所谓比类，即指资料的记录、整理和纂辑。基于这种见解，他赞成着述成家，提倡撰写通史二是标举“史意”，提倡“史德”。所谓史意，即指史家的撰着意图和宗旨，所谓史德，即在刘知几史学“三长’（才、学、识）理论基础上，再倡“史德”之说。三是史学总体观念。他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这是将不同的史籍视为相互联系的总体来看待，统称为“史”。正是在这种总体观的指导下，他特别重视州县方志的编纂，因而导在州县建立志科，为修国史积累资料。其次是修志实践。章学诚未入过国史馆，其一生的修史实践主要是在地方志的纂修上，经他纂修的有《天门县志》《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在修志活动中章学诚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如志乃史体，应国史所取材，重视史表的作用，史书应该有图，方志应该立“三书”之体例（即志、掌故、文征各成一书）以解决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等等。这是他在修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还高扬“六经皆史”之说，不趋从于考据学风，敢于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 [261]
    章学诚
    文字狱
    主词条：清代文字狱
    清初和中期，统治者屡兴文字狱。柳诒征称：“前代文人受祸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稍一不慎，祸且不测。” [109]。清朝诸例文字狱中，有名的有康熙时期的南山案、雍正时期的查嗣庭试题案和吕留良案等。 [110]
    科技
    播报
    编辑
    医学
    乾隆时官修的《医宗金鉴》九十卷，征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及经验良方，并对《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书作了许多考订，是一部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重要着作。清代名医王清任在医学上有突出的成就，着有《医林改错》一书。他强调解剖学知识对医病的重要性，并对古籍中有关脏腑的记载提出了疑问。他通过对尸体内脏的解剖研究，绘制成《亲见改正脏腑图》二十五种，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为中国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111]
    地理
    康熙时，曾组织人力对全国进行大地测量，经过三十余年的筹划、测绘工作，制成了《皇舆全览图》。这部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112]。最后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根据测绘的新资料，制成了《乾隆内府皇舆全图》。在这份地图里第一次详细地绘出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113]
    农学
    清代的农书约有一百多部，尤以康熙、雍正两朝为繁盛。有《钦定授时通考》《广群芳谱》《补农书》等着作。 [113]其中大型综合性农书《钦定授时通考》，是1737年由乾隆帝弘历召集一班文人编纂的。全书规模比《农政全书》稍小。因是皇帝敕撰的官书，各省大都有复刻，流传很广。
    数学
    主词条：王锡阐、梅文鼎、明安图、《割圆密率捷法》
    水利
    主词条：靳辅、于成龙、陈潢
    建筑
    主词条：畅春园、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颐和园、布达拉宫、雍和宫、清东陵、清西陵、样式雷
    清朝皇帝热爱修建园林，数三山五园最为着名。北京西郊的圆明园也是十分奢华，圆明园拥有150多座精美的宫殿、台阁、宝塔等建筑。前后经历一百五十余年，耗费白银约二亿两。改建之外，除在紧东邻新建了长春园，在东南邻并入了万春园。圆明三园的格局基本形成。嘉庆对绮春园进行修缮和拓建，使之成为主要园居场所之一。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文物被劫掠。
    颐和园
    铁路
    清朝末年的交通事业有所发展。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工程之艰巨是当时世界铁路史上罕见的。詹天佑克服了一道道难关，创造性地设计出“人”字形轨道，减缓了坡度，降低了造价，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工。京张铁路是中国人利用自己的技术力量修成的。
    民族
    播报
    编辑
    华夷之辨
    通过《大义觉迷录》和《清帝逊位诏书》可以看出清朝为实现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合一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这一过程，既让满人完成了由“夷”到“夏”的身份转变，同时以“华夷一家”为核心的“中华大义”还进一步演变为蒙古、新疆、西藏及西南诸民族等“非汉世界”认同“大中华”价值的共同依据，为实现文化和疆域意义上的“中华”最大化，做出了贡献。中国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理念冲击下不但未被肢解，反而引发出“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回应等事实，既彰显了清朝内部凝聚之功。这两份首尾呼应的历史性文献，构成了嗣后中国政府表达国家主权和领土诉求的主要法理依据。 [114]
    首崇满洲
    作为统治族群和八旗军队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满人尤其被视为国家根本、朝廷柱石。满洲将士为清朝定鼎中原、以及之后平三藩、灭回部等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故终清一代，“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根本” [115]）是清朝的既定国策。 [20] [82]清朝时期，满洲子弟在政治或生活领域主要享有一下几类特权：
    特权
    方面
    内容
    教育
    清廷为宗室子弟特设宗学；觉罗子弟有觉罗学；普通八旗子弟有咸安宫官学等八旗官学；内务府子弟有景山官学等 [115-116]；
    律法
    清代满汉（旗民）不同刑。例如正身旗人犯充军、流刑罪者有免发遣以枷号代替的特权。此外，旗人司法权也独立于民人之外。如驻防旗人触法不归当地督抚管制，而由该地区驻防将军、都统负责。京旗子弟由步军都统衙门处理、宗室则由宗人府全权裁决。
    待遇
    清廷分拨满洲子弟以旗地，免赋税。旗地受国家保护，不得私自买卖 [117]。除了旗地之外，清廷还负责分配房屋以供居住。此外，满洲子弟未成年者有养育兵政策，按月可得一定薪资 [118]。
    居住
    清廷在全国各处八旗驻防地均设置“满城”供兵丁居住，汉人不得随意出入满城。
    首崇满洲政策和给旗人寄养的特权，使满人的风俗从骑射民族的勤俭朴实变为奢华糜废 [119-120]。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民国建立，“首崇满洲”之国策也随之寿终正寝。
    汉族政策
    科举优待
    清政府尊崇儒学，按历代汉族王朝传统开设科举，从中选拔士人以赢得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另外科举考试中还制定了满不点元、旗人不列鼎甲等防止旗人参加科举考试与汉人竞争的优待政策，在此政策下，终清一朝，除开朝满汉分榜时期有两位满人状元外，状元这一最高殊荣全部给了汉人。
    袁世凯
    奕欣
    关天培
    左宗棠
    李鸿章
    曾纪泽
    谭嗣同
    张之洞
    康有为
    林则徐
    奕匡
    荣禄
    丁汝昌
    载沣
    徐世昌
    刘坤一
    盛宣怀
    刘永福
    岑春煊
    曾国藩
    僧格林沁
    邓世昌
    刘铭传
    重用汉官
    清朝为夺取和巩固对全中国的统治，除起用范文程等人外，在入关过程中先后招降了前明汉族重臣还有洪承畴，将领吴三桂、李成栋、尚可喜、耿仲明及其统领的汉族军队。后因其叛乱而由康熙剪除其中三个主要的藩王，被称为平三藩。带兵收复台湾的施琅也是汉族前明军官。
    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汉族重臣在平叛太平天国及洋务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甲午战争后清廷实行新式练军，亦以汉族官兵为主。其中如袁世凯、留学普鲁士学习军事的段祺瑞、冯国璋、留学日本的王士珍，和黎元洪均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起到关键作用，并成为后来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
    剃发易服
    满族在关外已然推行“剃发易服”政策。对被征服的汉人一律强令改变发式、更换服装，投降的明朝将士也必须剃发易服，作为臣服的标志。
    清兵入关时曾颁发“剃发令”，因引起汉人的不满和反抗，于是公开废除此令。1645年，清兵进军江南后摄政王多尔衮提出重新颁发“剃发令”。汉族大部分生者都剃发结辫，改穿满族衣冠；坚持不愿改换衣冠者要么逃到海外，要么遁入空门，带发修行 [121-122]。一直到1912年清朝灭亡后才剪辫。
    外国人眼中的剃头风景
    蒙古政策
    清朝对内蒙古实行特殊管理。一方面以联姻来笼络蒙古各部首领，以宗室女外嫁各部首领及其子侄。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实行分而治之的“扎萨克制”，亦即盟旗制度。
    按照这种制度，原蒙古各部称为盟，是内蒙古地区最基本的行政单位，旗设旗长，即“札萨克”，为世袭之职位。旗下设佐、什，受旗长管制。若干相邻的旗为一盟，盟有盟长，由清廷中央直接任命。盟为监察区，不属行政单位。当时主要有哲里木、昭乌达、锡林郭勒等盟。各盟旗直接对清廷中央负责，受理藩院的管理。另外，在内蒙古地区设热河都统、察哈尔都统和绥远副将军，率军驻防要地，以加强军事控制。
    清朝统一了蒙古各部后，对蒙古的统治策略是，既要使其不再成为朔方边患的势力，又要笼络其奴隶主们统治蒙古族人民，使蒙古成为清廷统治全国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和帝国北部疆域不设防的屏障。包括在蒙古大力扶植推广喇嘛教，有效的收服了人心，维护了蒙古地区安定局面。
    西藏政策
    清朝对西藏管辖的举措是册封制度、驻藏大臣和金瓶掣签制度。
    清朝初年，五世达赖来京朝贺，顺治帝隆重接待并正式册封他为“达赖喇嘛”；后来，康熙帝又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以册印；从此，“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称号正式固定下来，以后历世达赖和班禅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
    五世达赖见顺治帝
    1727年，雍正帝在西藏设驻藏大臣，办理西藏事务；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与达赖和班禅共同管理西藏；驻藏大臣的设置，标志着中央政府对西藏管辖的加强。乾隆年间。清廷陆续颁布《西藏善后章程》和《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定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处理政务的平等地位，巩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清廷在西藏改革乌拉、租赋、钱法、贸易制度；活跃民族贸易；创报、兴学、发展农牧工矿业和加强交通、邮电事业的开发等。
    清朝还设置了金瓶掣签制度。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达赖、班禅转世的监督和任授权力。此乃清王朝改革西藏行政管理体制，确立系统治藏法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金奔巴瓶
    西南土司
    土司制度是在唐宋时期羁縻州县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认各少数民族的世袭首领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衔并承担赋役以进行间接统治，朝廷中央的敕诏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但有些土官以世袭故，恣肆虐杀百姓，为患边境，“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 [123]。
    康雍乾时期，国力强盛，中央政府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即由中央政府选派有一定任期的流官直接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务，“改流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敕令投献为下策。”“制苗之法，固应恩威并用”。
    回族政策
    清代是历史上回族反抗统治者最频繁的一个朝代，回民起义“从清朝初年继续到它的覆灭的那一天，方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