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十一点半的时候，厨房的门终于开了。胖子端着一个大盘子走出来，里面是满满一盘红烧肉。肉块切得大小均匀，每一块都裹着浓稠的酱汁，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肥肉的部分被炖得几乎透明，瘦肉的部分呈深红色，肉皮的部分微微卷起，像一朵朵小花。盘子的底部是一层浓稠的汤汁，油亮亮的，冒着热气，香味浓得像是有了形状，从盘子里升起来，弥漫在整个院子里。
    我深吸了一口气，胃里咕噜叫了一声。
    “来来来，上菜上菜，”胖子把盘子放在石桌中间，又转身回厨房，端出了第二道菜——清蒸鱼。鱼是村口鱼塘里养的草鱼，大概两斤多重，现捞现杀，鱼身上划了几刀，塞了姜片和葱段，蒸了十五分钟，出锅的时候淋了热油和蒸鱼豉油。鱼肉雪白，鱼皮泛着油光，葱丝和姜丝在鱼身上铺了一层，被热油一浇，香气扑鼻。
    然后是油焖笋。用的是昨天在集市上买的春笋——不对，是冬笋？我到现在也分不太清，但不管是什么笋，胖子做出来的味道都是一流的。笋切成滚刀块，用油煸到表面微焦，加酱油、糖、料酒，小火焖了二十分钟，出锅的时候笋块呈金褐色，表面裹着一层亮晶晶的酱汁，咬一口外韧内脆，咸甜适中，笋本身的清甜和酱汁的咸香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然后是香菇菜心。香菇是干货泡发的，菜心是自家菜地里种的上海青，香菇的浓香和菜心的清甜搭配在一起，是一道看起来简单但做好了很不容易的菜。胖子做得好，菜心焯水的时间刚好，颜色翠绿，口感脆嫩，香菇煸得透，吸饱了汤汁，咬一口满嘴都是汁水。
    最后是酸辣汤。汤是胖子在炒菜间隙抽空做的，用的是鸡汤做底，加了木耳丝、豆腐丝、胡萝卜丝、笋丝，用醋和白胡椒粉调味，勾了薄芡，出锅前淋了蛋花，撒了葱花。汤的颜色是淡褐色的，里面飘着各种颜色的丝，看起来就很丰富。酸味和辣味平衡得很好，不会太酸也不会太辣，喝一口胃口就开了。
    五菜一汤，把石桌摆得满满当当的。胖子又端出了一碗米饭——是给二叔的，其他人要等二叔动了筷子才能去盛。他把饭碗放在二叔面前，恭敬地说：“二叔，您请。”
    二叔拿起筷子，看了桌上的菜一圈，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慢慢地嚼。我们三个都看着他，等他评价。他嚼了很久，咽下去，说了一个字：“好。”
    胖子脸上立刻绽开了笑容，那个笑容大得像是中了彩票。他说：“二叔说好，那这菜就算过关了。来来来，都吃都吃，别愣着了。”
    我们这才开始盛饭。小哥给我盛了一碗，递给我的时候米饭压得很实，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一碗，是那种知道你饭量、知道你喜欢吃多少的一碗。我接过来，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油焖笋，放进嘴里，笋的味道在舌尖上炸开，好吃得我差点叹气。
    吃饭的时候，胖子一直在说话。他跟二叔讲我们昨天在猜灯谜摊子上怎么“大杀四方”的，讲小哥猜谜的方式多厉害——“看一眼就知道答案，跟开了挂似的”——讲他自己猜对了多少个、赢了多少钱的鸡蛋、那些鸡蛋分给了谁。他讲得眉飞色舞，唾沫横飞，二叔听着，偶尔点一下头，偶尔“嗯”一声，没有太多回应，但也没有打断。
    我一边吃饭一边听胖子说话，偶尔插一句嘴，纠正他夸大其词的地方。比如他说“小哥猜对了五十多个”，我说“哪有五十多个，灯笼一共才二十多个”。他说“那就是二十多个”，我说“大概十五六个”。他说“十五六个也不少了，换你你能猜对那么多吗”，我说“我也猜对了十个”。他说“十个跟十五六个差了一半”，我说“十个跟十五六个差了一半？十五减十等于五，哪里来的一半”。他说“你不要跟我抠字眼”。
    二叔听着我们拌嘴，嘴角的那个弧度又出现了。不是笑，但比笑更让人心里舒服。
    小哥从头到尾没说话，就是安安静静地吃饭，安安静静地夹菜，安安静静地喝汤。但他每隔一会儿就会往我碗里夹一筷子菜，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一块红烧肉里的瘦肉部分，一片油焖笋里最嫩的那块，一筷子香菇菜心里的香菇。他的动作很自然，自然到如果不注意根本不会发现，但如果你注意了，就会发现他夹的每一筷子都不是随便的。
    我把那些菜都吃了，没有说“谢谢”，也没有看他。有些话不用说，说了反而奇怪。
    饭吃了一个多小时，桌上的菜被我们扫荡得差不多了。红烧肉的盘子空了，只剩下一层油亮的酱汁；油焖笋的盘子也空了，连汤底都被我拿来拌了饭；酸辣汤的碗见了底，只剩下碗底几根木耳丝；香菇菜心还剩下一点点，胖子说他收尾，然后就端起来三口两口吃完了。
    二叔放下了筷子，拿起桌上的纸巾擦了擦嘴。他今天吃得比昨天还多——昨天每样菜尝了一点，今天每样菜都吃了不少，红烧肉吃了四五块，鱼吃了小半条，笋吃了好几块，连汤都喝了一碗多。这对二叔来说已经算是很大的饭量了，平时他在杭州吃饭，每顿就是一小碗米饭配两三个菜，从不多吃。
    胖子也注意到了，他看了二叔一眼，没说什么，但那个眼神里有那么一点——我说不上来是什么——大概是一种“二叔今天胃口不错”的欣慰。
    吃完饭之后，胖子开始收拾碗筷。我帮忙把盘子端进厨房，小哥在院子里擦桌子。二叔还坐在藤椅上，没有动，目光落在院子里的某个地方，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端完盘子从厨房出来，看了看时间，快一点了。二叔是下午三点多的高铁，从雨村到高铁站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也就是说两点左右就得出发。还有一个小时。
    我走到二叔旁边，在他旁边的石凳上坐下来。这次坐的是石凳，不是小板凳，因为我觉得自己应该坐得正式一点。
    “二叔，”我说，“东西都打包好了，待会儿胖子开车送您去高铁站，我坐后面陪您。”
    二叔说：“不用送，我自己去就行。”
    “不行，”我说，“必须送。”
    二叔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那么一点意外，大概是因为我很少用这种不容商量的语气跟他说话。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两秒，然后移开了，没再说什么。
    我知道他是怕麻烦我们，但这不是麻烦。送二叔去高铁站，天经地义的事，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下午一点四十，胖子把车从巷子里开了出来，停在院门口。他把后备箱打开，把二叔的旅行袋和那两个纸箱放了进去，又把后座收拾了一下，放了一个靠垫，说二叔坐着舒服点。
    二叔从院子里走了出来。他换了一身衣服——深灰色的夹克，黑色的休闲裤，深棕色的皮鞋，跟来的时候穿的那身差不多，但好像换了一件干净的打底衫，领子翻得很整齐。头发也重新梳过了，整整齐齐的，鬓角的白发在阳光下很显眼。
    他站在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院子。目光从石桌扫到菜地，从菜地扫到柿子树，从柿子树扫到厨房的窗户，最后落在门廊上挂着的那两个红灯笼上。那个目光很慢，像是在把院子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记一遍。
    然后他转过身，走到车旁边，拉开了后座的门，坐了进去。
    胖子坐进驾驶座，发动了车。小哥坐在副驾驶，我坐在后座，二叔旁边。
    车子缓缓地驶出了巷子，拐上了村后的那条石板路。我从车窗往外看，看到路边的房子一棵一棵地往后退，看到有人在田里干活，看到几个小孩在路边玩耍，看到一条狗趴在门口晒太阳。这些画面在车窗上一闪而过，像是一幅幅快速翻动的画。
    车里很安静，没有人说话。胖子专注地开着车，小哥看着窗外，二叔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不知道是在休息还是在想事情。我坐在二叔旁边，看着他的侧脸，看着他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白的头发，看着他手背上那些淡淡的老年斑，看着他微微抿着的嘴唇。
    车子开了大概十分钟，二叔忽然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车里听得很清楚。
    “你在雨村，照顾好自己。”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二叔会说这句话。在我印象里，二叔从来不会说“照顾好自己”这种话，他最多就是说“多穿点”“别乱跑”这种具体的、可操作的建议。“照顾好自己”这种笼统的、带着感情色彩的话，不像他的风格。
    但他说了。
    我说：“我会的。二叔您也是，别太累了，该休息就休息。”
    二叔没再说话，又闭上了眼睛。但我注意到他放在膝盖上的那只手动了一下，像是想拍我的手，又没拍。
    车子继续往前开，窗外的景色从村子变成了田野，从田野变成了丘陵，从丘陵变成了公路。阳光从车窗外照进来，照在二叔的脸上，把那些皱纹和老年斑都照得很清楚。他比几年前老了很多，这个认知又一次涌上来，让我觉得心里有点发紧。
    到了高铁站，胖子把车停好，我和小哥帮二叔把行李拿下车。胖子把旅行袋递给二叔，小哥把那两个纸箱从后备箱里搬出来，放在二叔脚边。我站在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张了张嘴又合上了。
    二叔低头看了一眼那两个纸箱，然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胖子一眼，又看了小哥一眼。他的目光在我们三个人身上各停了一秒，然后收回去，弯下腰，一手拎起旅行袋，一手拎起一个纸箱。胖子赶紧上前接过另一个纸箱，说：“二叔，我帮您拎进去。”
    二叔没拒绝。
    我们四个人走进高铁站。站里人不多，零零散散的，有人在排队买票，有人在候车大厅里坐着玩手机。二叔的票是胖子提前在网上买好的，二叔用身份证在自助取票机上取了票，看了看上面的信息，然后往候车大厅走去。
    我们在检票口外面停下来。二叔转过身，看着我们。
    “回去吧。”他说。
    “我们等您检完票再走。”胖子说。
    二叔没再说什么，转过身，走进了检票口。他把票递给检票员，检票员撕了一张，把票根还给他，他接过票根，走进了候车大厅。
    我们站在检票口外面，看着他的背影。他走得不快不慢，背挺得很直，步伐很稳，一只手拎着旅行袋，另一只手拎着纸箱，纸箱上面还摞着另一个纸箱，是胖子帮他摞上去的。他的背影在人群中很显眼，不是因为高，是因为那种气质——那种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被淹没的气质。
    他走了大概二十步，忽然停了下来。
    他把纸箱放在地上，转过身，朝我们这边看了一眼。
    隔着检票口，隔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我们和他的目光对上了。他的目光还是那个样子，淡淡的，看不出什么情绪，但我在那个目光里看到了一样东西——一种很淡的、很淡的、像冬天早晨的薄雾一样的东西。
    他说了一句话，隔得太远，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但我从口型看出来了。
    他说的是：“走了。”
    然后他转过身，重新拎起纸箱，继续往前走了。
    这次他没有再回头。
    我们三个在检票口外面站了一会儿，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直到再也看不到他的深灰色夹克和白色头发。
    胖子第一个开口：“走吧，回去了。”
    我们转身走出高铁站，回到车上。胖子发动了车，车子缓缓地驶出停车场，上了公路。车里还是很安静，跟来的时候一样安静，但那种安静的滋味不太一样。来的时候的安静是一种“二叔在旁边，我们不用说话”的安静，回去的时候的安静是一种“二叔走了，我们不知道说什么”的安静。
    我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的景色。公路两边的田野在阳光下一片金黄，那是油菜花，已经开始大规模地开了，从车窗外看过去，像是一条金色的河流，沿着公路延伸到远方。远处的山在阳光中变成了一片深深浅浅的绿色，山顶上有一层薄薄的雾，像是给山戴了一顶白色的帽子。
    “胖子，”我开口了，“你说二叔这次去北京，到底什么事？”
    胖子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说：“不知道。但他既然说‘不严重’，那就肯定不严重。你不用担心。”
    “我不是担心，”我说，“我就是——算了，没什么。”
    小哥坐在副驾驶，一直没有说话。他的手搭在车窗上，手指微微弯曲，阳光照在他的手背上，把那些骨骼的轮廓照得很清楚。他的目光落在窗外远处的山脊上，不知道在看什么，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车子开了一个小时，回到了雨村。胖子把车停在院门口，我们三个下了车，走进院子。院子还是那个院子，石桌石凳、菜地、柿子树、晾衣绳、门廊上的红灯笼，一切都跟走之前一模一样。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不是少了东西，是少了一个人。
    二叔的藤椅还在原来的位置，上面还搭着他盖过的那条毯子，毯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椅面上。我走过去，在藤椅上坐了一会儿，毯子上的温度已经散了，但还有一点点二叔身上的气息——不是香水，是洗衣液的味道，混着一点点烟草的气息。
    我把毯子拿起来，叠好，放回了二叔住的那间屋子里。屋子里收拾得很干净，床单铺得平平整整，枕头放在被子上面，床头柜上什么都没有，连一个纸屑都没有留下。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把门关上了。
    胖子在厨房里收拾中午剩下的菜，小哥在院子里劈柴。斧头落下去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很有节奏，像是在给这个安静的下午打拍子。我走到院子里，在石桌旁边坐下来，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但心里有一点点空。
    那种空不是难过，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热闹过后的安静”。像是一个盛大的节日结束了，你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周围的一切都跟节日前一样，但你的耳朵里还有回声，你的心里还有余温。
    我坐在那里，晒着太阳，听着小哥劈柴的声音，听着厨房里胖子洗碗的声音，听着远处传来的鸡鸣和狗吠。这些声音慢慢地填满了那个“空”，让整个院子又变得充实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