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二号清晨，曹大林正准备去查看晾晒的药材，营地外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这在寂静的山林里格外刺耳。大家立刻警觉起来——这地方除了他们和鄂伦春人，很少有人来。
    两辆绿色吉普车停在营地外，车上下来五个人，都穿着林业局的制服。领头的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约莫四十多岁，斯斯文文的，不像常年跑山的人。
    “请问，曹大林同志在吗？”中年人声音洪亮。
    曹大林迎上去：“我就是。您是？”
    “我是地区林业局科研所的赵建国——跟您那位采蘑菇的朋友同名，”中年人笑着伸出手，“我们接到陈队长报告，说你们这儿可能有一只受伤的猞猁？”
    曹大林一愣：“是有，但…已经死了。”
    “死了？”赵建国皱起眉头，“什么时候？怎么处理的？”
    曹大林简单说了前天发现受伤猞猁、昨天找到猞猁尸体并掩埋的经过。赵建国听完，急切地问：“埋哪儿了？带我们去看看！”
    大家带着赵建国一行人来到猞猁的埋葬处。雪地上的新土还没完全冻实，一个小土堆，插了根树枝做记号。
    赵建国指挥手下：“挖开，小心点，别伤到尸体。”
    两个年轻人用带来的工具开始挖。曹大林心里有些不舒服——入土为安，挖出来总觉得不尊重。但他没说什么，因为看得出来，这些人很专业，可能有重要原因。
    猞猁尸体挖出来了，已经僵硬，但还没开始腐烂。赵建国蹲下身仔细检查，特别关注左后腿的伤口。
    “确实是兽夹伤的，”他判断，“但致命原因可能是感染，或者内脏损伤。”他抬头看曹大林，“你们给它用过药？”
    “撒了点马粪包粉末。”莫日根回答。
    “马粪包…”赵建国若有所思，“土办法，但有一定止血消炎作用。你们尽力了。”
    检查完尸体，赵建国说出一句让所有人都意外的话：“这只猞猁，是我们科研所的追踪对象。”
    “追踪？”曹大林不解。
    赵建国解释道，他们科研所正在进行一项兴安岭野生动物研究，给几只猞猁戴了无线电项圈，追踪它们的活动范围、生存状况。这只猞猁代号“03”，去年秋天戴的项圈，已经追踪了一年多。
    “项圈上有编号和我们的联系方式，”赵建国说，“如果发现受伤或死亡的猞猁，应该第一时间联系我们。”
    曹大林他们这才明白，为什么赵建国这么着急赶来。但问题是，他们发现猞猁时，项圈不见了。
    “项圈可能是在挣扎时脱落了，或者被它自己扯掉了，”赵建国分析，“猞猁很聪明，不舒服时会想办法弄掉项圈。”
    他问猞猁最后活动的区域，曹大林指了方向。赵建国立刻组织人手搜索项圈。
    “无线电项圈很贵重，一个要好几百块钱，”赵建国一边找一边说，“更重要的是，里面的数据很宝贵，能帮助我们了解猞猁的习性，制定保护措施。”
    大家帮忙一起找。在猞猁最后倒下的地方附近，刘二愣子在一丛灌木下发现了项圈——黑色的皮带，中间有个金属盒子，盒子一侧有天线。
    赵建国如获至宝，小心地捡起来，检查了一番：“还好，没坏。数据应该还在。”
    他按下项圈上的一个按钮，金属盒子发出“滴滴”的响声，一个小红灯闪烁。
    “还有电，”赵建国松了口气，“能读出最后的数据。”
    回到营地，赵建国从车上拿来一个仪器，连接项圈，开始读取数据。仪器上有个小屏幕，显示出一串串数字和曲线。
    “看这里，”赵建国指着屏幕，“这是猞猁过去三个月的活动轨迹。它主要在这片区域活动，范围大约二十平方公里。这是体温曲线…这是活动频率…”
    数据显示，这只猞猁在受伤前很健康，活动规律。受伤后，体温升高，活动减少，最后几天几乎没移动。
    “你们发现它时，它已经快不行了，”赵建国说，“即使没有感染，内伤也可能致命。”
    曹大林看着那些数据，心里震撼。他第一次知道，现代科技可以这样研究野生动物。在长白山，他们打猎靠经验，保护靠规矩，但从没想过用科学方法。
    “赵所长，”曹大林问，“你们研究这些，有什么用？”
    “用处大了，”赵建国认真地说，“知道了猞猁的活动范围，就能划定保护区；知道了它们的生存状况，就能制定保护政策；知道了它们的习性，就能更好地和它们共存。”
    他举例说，去年他们追踪的另一只猞猁，数据显示它经常在一条公路附近活动。他们就在那里设立了警示牌，提醒司机注意，减少了猞猁被车撞的风险。
    “保护野生动物，不能光靠好心，还得靠科学。”赵建国总结。
    这时，莫日根说话了：“我们鄂伦春人打猎，也有规矩：不打怀崽的，不打小的，不打白化的…这些规矩，跟科学一样吗？”
    赵建国眼睛一亮：“一样！你们的规矩，是千百年来总结的经验，是朴素的科学。我们的研究，是用现代方法验证这些经验，让它更精确。”
    他拿出几张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标出了猞猁、鹿、熊等动物的活动区域。有些区域和鄂伦春人的传统猎区重合，有些则是新的发现。
    “看这里，”赵建国指着一片区域，“这是你们刚才说的鱼窝子附近。数据显示，那里冬天有很多动物活动，因为水温高，有食物。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的祖先会选择在那里建夏营地——他们凭经验知道了这一点。”
    莫日根看着地图，连连点头：“对，对！我爷爷说过，那片河湾冬天不冻实，动物爱去。”
    科学验证了传统经验，这让老人很高兴。但接下来赵建国说的话，让他更感兴趣。
    “我们想跟你们合作，”赵建国看着曹大林和莫日根，“你们熟悉地形，有狩猎经验；我们有设备，有技术。一起做研究，既能保护动物，也能让当地人受益。”
    “怎么合作？”曹大林问。
    “比如，”赵建国说，“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无线电项圈，你们帮忙给合适的动物戴上。你们平时巡山时，顺便记录见到的动物情况。我们定期来读取数据，分析研究。”
    “那我们能得啥？”刘二愣子直白地问。
    赵建国笑了：“第一，我们可以支付一定的劳务费；第二，研究结果可以帮助你们更好地管理资源——比如知道哪儿动物多，哪儿该保护；第三，”他顿了顿，“如果研究出成果，发表论文时，会署你们的名字。”
    最后一个条件让曹大林心动。署名，意味着认可，意味着他们这些山里人的经验被科学界承认。
    莫日根想了想，说：“我得跟族里人商量。但我觉得，是好事。”
    “不着急，”赵建国说，“你们先考虑。我们这次来，主要任务是回收项圈和数据。另外…”他看向曹大林，“听说你们合作社有想法，要搞跨地区合作？”
    曹大林点头，简单介绍了和巴图他们的合作计划。赵建国听了很感兴趣：“这个好！我们科研所可以当桥梁，帮你们联系更多的资源。比如，我们可以介绍农科院的专家，教你们怎么人工培育松茸、灵芝；可以联系外贸部门，帮你们打开销路。”
    这话说到了曹大林心坎上。技术和销路，正是他们最缺的。
    正说着，外面传来狗叫声——黑龙冲着林子某个方向狂吠。大家出去看，只见一只小动物在雪地上蹒跚行走，走走停停，好像受了伤。
    拿望远镜一看，是只半大的猞猁，比死去的那只小一号，左前腿拖着，不敢着地。
    “又一只受伤的！”刘二愣子惊呼。
    赵建国立刻来了精神：“快，看看能不能抓住！如果伤不重，可以戴项圈放归！”
    大家慢慢围过去。小猞猁很警惕，想跑，但腿伤跑不快。曹大林和莫日根从两边包抄，用树枝和绳子做了个简易的围栏，把它赶到一个角落里。
    赵建国从车上拿来一个网兜，看准时机，一下子罩住了小猞猁。猞猁在网兜里挣扎，发出“嘶嘶”的威胁声。
    “小心点，别伤着它。”赵建国指挥手下。
    两个年轻人戴上厚手套，小心地把猞猁从网兜里取出，按住。猞猁龇牙咧嘴，但挣扎的力气不大。
    检查伤口：左前腿有撕裂伤，不深，但化脓了。可能是在捕猎时被猎物蹬伤，或者跟同类打架伤的。
    “能治，”赵建国判断，“清洗伤口，上药，应该能好。”
    他们在营地找了个木箱，垫上干草，把猞猁放进去。猞猁刚开始很狂躁，撞箱子，但累了之后就安静了，蜷缩在角落里，警惕地看着外面的人。
    赵建国亲自处理伤口。先用生理盐水清洗，然后涂上消炎药膏，用绷带包扎好。整个过程猞猁很配合，或者说，它知道这些人在帮它。
    “动物有灵性，”莫日根看着说，“知道好坏。”
    处理好伤口，赵建国拿出了一个新的无线电项圈——比之前那个小一号，适合年轻猞猁。他小心地给猞猁戴上，调整松紧。
    “不能太紧，勒脖子；不能太松，容易掉。”他解释。
    戴好项圈，赵建国打开仪器，测试信号。“滴滴”声响起，红灯闪烁，连接成功。
    “好了，”他说，“等它伤好了，就可以放归。项圈会记录它的活动，帮助我们了解年轻猞猁的生存状况。”
    但接下来有个问题：猞猁养伤期间，谁来照顾？科研所的人不能长期留在山里。
    “我们照顾吧，”曹大林主动说，“我们有经验，而且本来就要巡山，顺便观察它的情况。”
    赵建国想了想，同意了：“行。我留些药品和食物，教你们怎么照顾。每周我们派人来检查一次，读取数据。”
    他留下了一个星期的药：消炎药片（要拌在肉里喂）、外伤药膏、绷带。还有专门的猞猁食物：兔肉、鸡肉，要切小块。
    “最重要的是记录，”赵建国强调，“每天记下：吃了多少，精神状态怎么样，伤口变化。这些数据很重要。”
    曲小梅主动承担记录工作。她拿出笔记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表格：日期、进食量、伤口状况、活动情况。
    下午，科研所的人走了，留下小猞猁和一堆任务。大家围着木箱，看着里面的小东西，心情复杂。
    “咱们这是当上兽医了？”刘二愣子开玩笑说。
    “算是吧，”曹大林说，“救一只猞猁，比打死一只猞猁，更有意义。”
    莫日根点头：“对。鄂伦春人把猞猁叫‘山神的猫’，是守护山林的。救它，是积德。”
    照顾猞猁不是件容易事。它警惕性高，不肯当着人面吃东西。大家把肉放进箱子后，要退开，它才肯吃。伤口要每天换药，换药时要小心，别被它咬到。
    但几天下来，猞猁渐渐习惯了。看到曹大林他们，不再龇牙，只是静静地看着。换药时虽然会挣扎，但不下死口咬。
    第七天，赵建国派人来了，是个年轻的研究员，姓王。小王读取了项圈数据，又检查了猞猁的伤口。
    “恢复得不错，”小王说，“伤口基本愈合了。可以准备放归了。”
    但放归前，要做个测试：把猞猁放到一个更大的围栏里，看它能不能正常活动、捕食。围栏是临时搭的，约莫十平米，里面放了一只活兔子。
    猞猁被放进围栏，一开始有些茫然，蹲在角落里不动。兔子在另一边吃草，没意识到危险。
    过了一会儿，猞猁动了。它慢慢接近兔子，脚步很轻，左前腿还有点跛，但已经能正常行走。离兔子约三米时，它突然发力，扑了过去！
    兔子受惊逃跑，但围栏里空间小，没跑几步就被猞猁扑倒。猞猁咬住兔子脖子，一击毙命。
    “好！”小王鼓掌，“捕食能力恢复了，可以放归了。”
    十月三十号，放归的日子。大家带着猞猁来到发现它的那片林子。曹大林打开木箱，猞猁走出来，站在雪地上，回头看了众人一眼。
    那眼神很复杂：有警惕，有好奇，也许还有一点点感谢。
    然后，它转身，一瘸一拐地走进林子，消失在树丛中。
    小王打开追踪仪器，屏幕上，一个红点正在移动，速度不快，但方向明确。
    “它会活下去的，”小王说，“数据显示，它正在往熟悉的地方去。”
    大家站在那里，看着猞猁消失的方向，久久不语。
    救了一只猞猁，放归了，还戴上了项圈，能追踪它的生活。这件事，对曹大林来说，意义重大。
    以前打猎，是为了生存；现在保护，也是为了生存。只是方式不同，观念不同。
    回到营地，曹大林在笔记本上记下：“十月二十二日至三十日，救助受伤猞猁一只，戴无线电项圈放归。与地区林业局科研所建立合作关系。感悟：打猎与保护不矛盾，关键在度，在方法。科学+传统，是最好的路子。”
    正写着，莫日根走进来，手里拿着那个旧的项圈——死去猞猁的那个。
    “这个给你，”老人把项圈递给曹大林，“做个纪念。看到它，就记得：山里的一切，都是活的，都有灵性。咱们取用的同时，也要保护。”
    曹大林接过项圈。皮带已经磨损，金属盒子有划痕，天线弯了一根。但它记录了一只猞猁一生的轨迹，记录了大山里一个生命的故事。
    “谢谢您，”曹大林郑重地说，“我会好好保存，也会让我们合作社的人知道，打猎的人，也要懂得保护。”
    夜深了，老人回去休息了。曹大林看着那个项圈，心里沉甸甸的。
    山里的生活，在变化。从单纯的打猎，到打猎加保护；从靠经验，到经验加科学；从自顾自，到合作共赢…
    这些变化，是好事。
    窗外，月光照在雪地上，亮如白昼。远处山林里，那只戴项圈的猞猁，也许正在某个树洞里休息，也许正在捕食…
    山里的生命，还在继续。
    山里的故事，也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