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钟擎驾驭着那四艘超越时代的战列舰返回天津之际，
    遥远的东南亚，西班牙统治下的马尼拉城，
    却因一则辗转传来的消息，如同滚烫的巨石坠入油锅，彻底炸开了。
    引爆这场恐慌和愤怒的，正是去年发生在北京的那场针对南堂的袭击，
    以及那份言辞犀利如刀的《讨西教檄》。
    消息通过商船、信使，几经周折，终于漂洋过海，传到了这片被热带阳光炙烤的土地。
    带来这则噩耗的，是一个名叫大明名字叫何大经，
    本名却是西名迭戈·科尔特斯的葡萄牙籍耶稣会辅理修士。
    他当时因奉命前往京郊一处乡绅家中为人临终祷告，
    恰好不在南堂，侥幸躲过了那场毁灭性的爆炸。
    当他办完事返回，看到的已是南堂的残垣断壁、同僚焦黑的尸骸，
    以及散落在废墟各处的《讨西教檄》。
    他颤抖着捡起几张檄文，只读了开头几句，
    便如坠冰窟，魂儿都吓得差点离开身体。
    “西夷狡黠，假托天道，实藏祸心……窥我神器，盗我典籍，乱我纲常，图裂华夏……”
    每一个字都像淬毒的蜂针，扎在他最恐惧的神经上。
    因为他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们远渡重洋来到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
    根本目的绝非檄文表面批判的“传播伪道”那么简单，
    甚至也不是会内公开宣扬的“拯救世人的灵魂”。
    他们真正的使命，是如饥似渴地汲取这个帝国千年积淀的知识与智慧。
    那些关于天文、历法、数学、机械、乃至治国经验的典籍；
    是利用传教作为掩护，建立据点网络，测绘地图，搜集情报；
    是寻找并扶持代理人，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内政外交，
    最好能使其内部产生裂痕，分化瓦解，
    最终将这个庞然巨物变成如同欧罗巴那样邦国林立，便于控制和掠夺的形态。
    他们，以及他们背后的势力，
    对这个曾经诞生过成吉思汗那样让整个欧罗巴颤抖数百年的人物，
    被视为世界中央的古老帝国，怀着深入骨髓的忌惮和恐惧。
    一个统一、强盛、延续的中央帝国，是他们向东方扩张，
    实现全球野心的最大障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
    《讨西教檄》虽未完全点破最核心的算计，
    却已尖锐地撕开了那层“神圣”的面纱，直指他们活动的危害本质。
    这意味着，大明内部已经有一股强大而清醒的势力，彻底识破并决意铲除他们！
    汤若望、龙华民、邓玉函……那么多苦心经营多年的核心人物一朝覆灭，
    南堂这个经营数十年的情报与技术中转站被连根拔起，
    这是耶稣会在远东遭遇的从未有过的重创！
    何大经吓得肝胆俱裂，连收拾细软都顾不上，
    只将能搜集到的几张檄文小心翼翼藏在贴身处，便如丧家之犬般仓皇逃离了北京城。
    他不敢走官道，专挑小路，风餐露宿，一路向南狂奔，
    历经数月颠簸，终于逃到了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
    在澳门圣保禄教堂（大三巴前身），
    他涕泪交加地向澳门总督多明戈斯·卡布拉尔汇报了北京发生的一切。
    他描述了南堂的惨状，展示了那字字诛心的《讨西教檄》，
    并带来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消息：
    与耶稣会关系密切、位高权重的明朝大臣徐光启、李之藻等人，
    自南堂事件后便深居简出，与外界的联络几乎断绝，极有可能已被朝廷控制或囚禁。
    卡布拉尔总督拿着那张充满“侮辱与威胁”的檄文，勃然大怒，
    一掌拍在厚重的橡木桌上，震得墨水飞溅。
    他感到的不仅是同教兄弟被杀的愤怒，更有一种战略挫败的惊慌。
    大明内部居然出现了如此强硬、且明显拥有可怕执行力的“排外”势力，
    这对所有在远东有利益的欧罗巴国家都是坏消息。
    然而，愤怒归愤怒，卡布拉尔却不敢直接向大明朝廷兴师问罪。
    澳门的葡萄牙人势力弱小，全赖大明默许才能在此贸易存身，公开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
    他更担心的是，这股“排外”风潮会不会蔓延到南方，波及澳门。
    在书房中焦躁地踱步良久，卡布拉尔终于停下。
    他目光阴沉地看向东边海洋的方向。
    “单凭我们，无力应对。”
    他沉声对副官和惊魂未定的何大经说道，
    “我们必须让所有人都知道，在远东出现了一头不可控的的猛兽。
    准备船只，我要亲自去马尼拉！召集西班牙人、荷兰人，以及所有在远东有船有兵的同胞！
    我们必须坐在一起，好好商量一下，
    该如何应对这个突然崛起且对我们充满恶意的大明新势力了！”
    很快，一艘快帆船驶离澳门，朝着吕宋岛的马尼拉湾疾驰而去。
    一场由北京南堂废墟引发的风暴，正在遥远的马尼拉城上空，加速酝酿。
    欧罗巴殖民者在远东的各色旗帜，
    即将因为共同的担忧和利益，短暂地汇聚一堂。
    自北京南堂的硝烟散去，那份《讨西教檄》的内容随着何大经的逃亡而南传，
    至今已过去了一年半的光阴。
    在这个依靠帆船与驿马传递消息的时代，
    如此重大的信息跨洋过海、引发连锁反应，效率之迟缓可想而知。
    而这客观上，也恰恰为始作俑者钟擎，赢得了至关重要的发展与喘息时间。
    澳门总督卡布拉尔深知事态严峻，也明白单靠葡澳一隅之力，
    绝难应对可能来自大明内部那股未知而强横的“排外”势力。
    在派出快船前往马尼拉后，他更利用葡萄牙在东南亚错综复杂的情报商业网络，
    向所有活跃在远东海域的欧洲海上强国发出了紧急且隐晦的召集信号。
    信使们乘坐快船穿梭于暗流汹涌的南洋诸岛之间，消息被迅速地传递：
    给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
    “……北京发生剧变，我们共同潜在的财富之源与传教之地出现了不可预测的危险。
    建议暂时搁置我们在香料群岛与台湾的争议，
    于马尼拉共商大计，此事关乎未来百年远东格局与利益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