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五常的那天，天还没亮。车窗外的雪地反着微光，远处的林子黑压压一片。司机是个本地人，姓李，四十多岁，一路哼着歌。
    “去尚志啊？”他问。
    我点点头。
    他笑说：“那地方风可更猛，不过那儿的风是山里的，不像咱五常这么直。”
    一路上，车子在雪地里压出深深的印子。
    风从松树林间钻出来，卷起一阵阵雪粉。太阳刚冒头，天边泛着冷蓝的光，松针上结着厚厚的霜。
    李师傅指着远处：“那就是帽儿山，咱这儿的地标，往那儿看，就能知道自己还在黑龙江。”
    帽儿山在风中显得格外稳重。
    山脚被雪覆盖，只有几处岩石裸露在外。风吹过那岩石，带起呼呼的声响。那声音不刺耳，反而像一种低沉的呼吸。
    到了尚志城边，街上还没什么人。几家早餐铺的烟冒上天，混着豆浆和油条的香气。
    我在“二道街”下车，冷风立刻钻进袖口。街边有个卖冻豆腐的大娘，她的摊子上摆着一排整整齐齐的冻豆腐块，冒着白气。
    我问她：“这风天天这么大吗？”
    她笑着答：“这不叫大，这叫正好。没这风，冻豆腐冻不透。”
    她的脸被风吹得发红，眼角的细纹像被雪映亮。她给我切了一块，说：“嚼嚼，刚冻好的。”
    我咬下一口，冰凉中带着豆香，竟有一点甜。
    那味道让我想起小时候在院子里吃冰棍的感觉——冷，却让人舍不得放下。
    ——
    我顺着中央大街走到帽儿山镇方向。路两边的松林在风里沙沙作响。
    路口有一座旧火车站牌，上面写着“帽儿山站”，油漆脱落得厉害。风吹得那块铁牌叮叮响，像是在敲时间。
    我在旁边的小吃铺喝了一碗酸菜粉。老板是个年轻小伙儿，说话带着浓重的东北腔。
    “你是写东西的吧？”他一边舀粉一边问。
    “你咋看出来的？”
    “你那笔记本露头儿了。我们这小地方，外地人来了，都是搞采访、拍纪录片的。”
    我笑：“我写风。”
    他愣了一下，随后点头：“那你得写写咱这儿的山风。白天是硬的，晚上是活的。”
    我问：“怎么个‘活’法？”
    “白天刮的时候你能听到它撞树的声音，晚上它在林子里绕，跟你说悄悄话似的。”
    他笑完，又补了一句：“有时候风大到把铁皮房都掀翻，可你听着那声音，就觉得，活着还挺有劲儿。”
    吃完饭，我往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走。
    那片林子在冬天像是沉睡的巨兽。雪压在树梢上，风一吹，就落下一片白雾。
    我抬头看天，云层低得几乎能碰到山顶。风从西北方向吹来，卷着细雪。
    有几个人在林子边伐木，锯子“吱吱”作响。一个老汉冲我喊：“外地的？别往里走太远，风大，容易迷路。”
    我点头，停在坡脚。那风扑在脸上，有股子松脂味，混着冷金属的气息。
    我掏出笔记本，写下：
    “尚志的风，不叫刮风，叫山在喘气。
    它有节奏，有方向，能让人听见土地在动。
    它冷得让人打哆嗦，却也让人不敢懒。
    这风像个工人，每天早早起，去山里干活。”
    下午，我回到镇上。风依旧没停。
    街边的电线在风里晃，旗帜啪啪作响。几个孩子在滑雪橇，风把他们推得东倒西歪。
    我走进一家小书店，老板是个年轻姑娘，戴着毛线帽。
    她看到我冻得通红的脸，递过一杯热水，说：“这风吧，不光吹脸，还吹心。你要是不笑，它就更冷。”
    我笑了：“你这话挺好。”
    她耸耸肩：“我们这儿人都这么说。冬天太长，不笑不行。”
    我买了一本《北国风物》，封面上是松花江结冰的照片。
    临走时，她说：“帽儿山夏天也好看，风变软了，能吹开花。”
    我走出书店，天色暗了，风却更清。路灯的光在雪地上拉出长长的影子，风把影子都吹弯。
    我在雪地上写下今天最后一行字：
    “尚志的风，比五常更深。它不是吹人，而是吹时间。
    每一次呼啸，都是在提醒人——活着，就要像山一样站着。”
    风继续吹。
    我回头望一眼帽儿山的方向，雪在那边飞扬，像一面无声的旗。
    我知道，南边还有更远的风在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