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进门时，外面正下雨。
    雨不大，却下得很密，像是一直落不到地面就被什么接住了。
    他脱下雨衣，动作很轻，仿佛怕惊扰什么。
    衣服里是整洁的衬衫，扣子一丝不乱。
    若不是眼神里那种长期熬夜留下的暗影，你很难把他和“死亡”联系在一起。
    “我是做法医的。”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停顿，也没有刻意压低声音。
    我点头，让他坐下。
    他坐得很端正，背几乎不靠椅背。
    像是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着一种随时要记录、要判断的状态。
    “很多人以为，我们每天都在和尸体打交道。”
    他说，“其实我们是在和真相打交道。”
    他说第一次接触尸体，是刚毕业那年。
    一具溺亡的孩子。
    水泡得发白，眼睛半睁着。
    “我当时手是冷的。”
    他说，“不是怕，是不知道该怎么尊重。”
    老师告诉他一句话：
    “你面对的不是尸体，是一个人的最后尊严。”
    那句话，他记了很多年。
    他说法医的工作，大部分时间是沉默的。
    解剖室里只有器械的声音。
    记录本上的字，一个比一个冷静。
    “情绪不能带进去。”
    他说，“一旦带进去，就没法判断。”
    可情绪并不会真的消失。
    它只是被压在很深的地方。
    他说有一次解剖一位独居老人。
    死后很久才被发现。
    “屋子里很干净。”
    他说，“床铺整齐，像是随时准备睡觉。”
    桌上还有一碗没吃完的粥，已经发霉。
    日历停在三个月前。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
    他说，“人不是死在那天，是很早之前就开始死了。”
    他说法医看见的，不只是死亡方式。
    还有生活的痕迹。
    指甲里的泥。
    掌心的老茧。
    关节的磨损。
    “这些，比死因更吵。”
    他说。
    他说最难受的，是非正常死亡。
    不是因为场面，而是因为“本可以不这样”。
    酒后驾驶。
    情绪失控。
    一点点偏差，换来一条命。
    “我们写结论的时候，很冷静。”
    他说，“可走出解剖室，人会发空。”
    他说有同事做久了，变得麻木。
    也有人，撑不下去，转行了。
    “不是不专业。”
    他说，“是心撑不住。”
    他说自己也有过崩溃。
    那是一位母亲。
    死因明确，却牵出一段长期家暴。
    “报告写完那天，我在停车场坐了很久。”
    他说，“我突然不知道，这些字到底能救谁。”
    可第二天，他还是回到了岗位。
    “因为总得有人，把真相留下。”
    他说。
    他说法医的名字，通常不会被记住。
    判决书上，只有一行签名。
    “可如果没有那一行，很多事就会被掩过去。”
    他说。
    他说最怕的，是被误解。
    有人觉得他们冷血。
    有人觉得他们不吉利。
    “其实我们比很多人更怕死。”
    他说，“因为我们太清楚它是怎么来的。”
    他说自己生活很简单。
    不爱应酬。
    不爱热闹。
    “活着的时候，就多活一点。”
    他说，“别等躺下了，才被人研究。”
    临走前，他把雨衣穿好，又停了一下。
    “有件事，我从没对别人说过。”
    他说，“每次解剖前，我都会在心里跟对方说一句话。”
    “对不起，我是来帮你说话的。”
    门关上后，雨声更清晰了。
    我忽然明白——
    有些人，终其一生站在光与暗的交界处。
    他们不替任何一方站队，
    只替沉默的人，把最后一句话，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