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初八。庚子年戊子月己未日。
    大雪。
    这是京师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自初七夜间下起，纷纷扬扬一整日，到初八傍晚仍未停歇。紫禁城的琉璃瓦上积了半尺厚的雪，殿脊的琉璃走兽只露出半个头，仿佛也被冻得缩起了脖子。
    乾清宫西暖阁内，炭火烧得正旺。
    康熙皇帝坐在临窗的御案前，身上裹着一件灰鼠皮的氅衣，膝上盖着薄毯。他已六十有八，须发皆白，面容比十三年前苍老了许多。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唯有那双眼睛，依然深邃锐利，不见半分浑浊。
    案上摊着一份刚刚送来的文书。是从罗马来的，辗转一年有余，终于送到京师。
    教皇特使嘉乐又来了。
    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上一次是康熙四十七年，那一年，太子被废，宫里出了那些事，那尊圣母像被熔，他在乾清宫跪着听完了那句“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那一年，他三十多岁，正值壮年。
    如今他也老了。跪在暖阁外的地上，须发也见了白。雪落在他的肩头，积了薄薄一层，他不敢拂去，只静静地跪着。
    康熙没有让他进来。那份文书，是嘉乐呈上的教皇谕令，康熙正在看。
    谕令很长，措辞严厉。重申了禁约的内容——中国教徒不得祭祖、不得祭孔、不得沿用“天”与“上帝”之称。若有违者，以异端论处，绝罚、开除教籍、不得领受圣事。
    康熙看完了，把谕令放在案上。
    他沉默了很久。
    窗外，雪还在下。院子里那株老梅，枝头压满了雪，偶尔有一两片雪花从枝头滑落，无声地坠入雪堆里。
    康熙忽然开口，声音沙哑低沉：“让他进来吧。”
    太监传旨出去，嘉乐从雪地里起身，抖了抖袍子上的雪，躬身进了暖阁。
    他跪下行礼，康熙没有让他起来。他就跪在那里，低着头，等着。
    康熙拿起那份谕令，晃了晃：“这个，朕看完了。”
    嘉乐叩首：“陛下圣明。”
    康熙看着他，忽然笑了一声：“朕圣明？朕若是圣明，十三年前就该把你们这些人都撵出去，一个不留。”
    嘉乐不敢接话。
    康熙把谕令放下，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的雪。过了很久，他才缓缓开口：
    “朕登基六十年了。这六十年里，你们西洋人来了一批又一批，说了很多话，送了很多礼，办了很多事。朕待你们不薄，准你们建教堂，准你们传教，准你们在钦天监当差。你们教朕天文、算学、几何，朕都学了，学了还教给皇子们。”
    他顿了顿，转过头来看着嘉乐，目光平静得可怕：
    “可你们教会，这么多年来，只有一件事不肯松口——不许朕的臣民拜祖宗，不许拜孔子，不许拜天地。你们那个上帝，就这么小心眼，容不下别人？”
    嘉乐伏地叩首，颤声道：“陛下，信仰之事，关乎永恒灵魂，不敢有丝毫含糊……”
    康熙打断他：“朕知道你们不会改。朕也没指望你们改。”
    他重新拿起那份谕令，看了一遍，然后拿起御案上的朱笔，在谕令的空白处，开始写字。
    朱砂研得浓稠，笔尖蘸饱了墨，落在那洁白的纸上，鲜红如血。
    他一笔一划，写得很慢：
    “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写完了，他把笔放下，看着那行朱红的字，沉默了片刻。
    嘉乐跪在地上，不敢抬头。
    康熙把那道谕令折起来，递给身旁的太监。太监接过，送到嘉乐面前。
    “带回去，”康熙说，“给你们那个教皇看。告诉他，这是朕的最后一句话。”
    嘉乐双手接过谕令，叩首谢恩，缓缓退出暖阁。
    门帘落下，隔绝了外面的风雪。
    暖阁里又恢复了寂静。康熙依然坐在窗前，望着外面的雪。
    他忽然站起身，走到那架自鸣钟前。
    十三年前的事，像在昨天。
    那架自鸣钟还在原来的位置，还是那座紫檀木的壳子，鎏金的盘面。康熙伸出手，轻轻抚摸着钟座底部的缝隙。
    那里什么也没有了。那张泛黄的纸，二十年前太子的拉丁文作业，早就被他收起来了。
    但他的手忽然顿住了。
    他低下头，凑近了看——
    钟座的底部，那道极细的缝隙里，又塞着一样东西。
    是一张纸。
    康熙的心猛然一缩。他伸手把那张纸抽出来。
    是一张极薄的宣纸，叠得方方正正。他展开来，是一行字——
    是他的朱批。
    是那句“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但不止这些。
    那张纸上，除了朱砂的红色，还有别的颜色。在窗外的雪光映照下，纸面上隐隐约约浮现出另一行字。那字迹极淡，几乎看不清，仿佛是用什么透明的液体写的，只有在特定的光线下才能显现。
    康熙把纸举到窗前，对着雪光，眯起眼睛细看。
    那行字，是他自己的笔迹。
    用西洋墨水写的。是他从未写过的话：
    “朕知尔等不信，然朕见过。它还在。它在喇嘛的法器里，在传教士的影子里，在太子儿子（弘皙）的眼睛里。朕看见了。”
    康熙盯着那行字，一动不动。
    他没有写过这些话。
    从来没有。
    但这分明是他的笔迹，一笔一划，丝毫不差。每一个字的转折、顿挫，都是他写了几十年的样子。
    他抬起头，看着那架自鸣钟。
    钟面静悄悄的，指针指向申时三刻。一切正常。
    但他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
    那张纸是谁放进来的？那些话是谁写的？为什么是他的笔迹？
    他站在那里，很久很久。
    窗外的雪还在下。雪光映在他的脸上，那张苍老的脸，此刻没有表情，只有一种深深的、无法言说的东西。
    他把那张纸折好，放回钟座的缝隙里。
    他走回御案前，坐下。
    案上摊着一份奏折，是有关废太子之子弘皙的。弘皙今年二十六岁，康熙的嫡长孙，胤礽的长子。奏折上说，弘皙最近常往理藩院跑，与一些蒙古王公来往密切。
    康熙看着那份奏折，忽然想起方才那张纸上写的话——“在太子儿子的眼睛里”。
    他没有再想下去。
    窗外的雪，不知什么时候停了。院子里一片洁白，安静得像一座巨大的坟墓。
    康熙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过了很久，他低声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什么人听：
    “朕倒要看看，是你记得久，还是朕的江山记得久。”
    无人应答。
    只有案头的自鸣钟，静静地走着，发出均匀的“嗒嗒”声。
    那声音，像是脚步声。
    又像是，有人在敲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