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三年，旧历甲戌年，六月朔一。
    奉天城。
    浪速通两侧的洋槐树上，蝉嘶力竭地叫着，声音黏稠，与有轨电车的叮当声、人力车夫的吆喝声、小贩沿街叫卖“奉天冰点”的呜咽声，混作一团，糊在每个人的耳朵上。
    街面上，黑色的“满洲国”五色旗与红日旗并排悬着，在几乎没有风的空气里软塌塌地垂着，旗角偶尔卷动一下，也显得有气无力。
    《盛京时报》编辑部就在这条街中段，一幢不起眼的二层砖楼里。临街的窗户开着，但灌进来的风也是热的，混着油墨、纸张和男人汗液的味道。头顶的吊扇嗡嗡转着，扇叶的影子在地板上划出模糊的圆弧，却驱不散满屋的燥郁。
    袁镜吾坐在靠窗的位子，正校对着手里一篇关于“新京”大同大街道路拓宽工程的短讯。钢笔尖在“日满亲善”、“王道乐土”这类字眼上略微停顿，又流畅地划了过去。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一截清瘦但结实的手腕。鼻梁挺直，眉毛浓黑，眼睛看稿子时微微眯着，眼神沉静，像一口深井，外面再热，井水也是凉的。
    他今年二十七岁，在这家报纸做了四年外勤记者。四年前，他从北平的大学回来，本想去关内，父亲一封信把他叫回了东北。信里没多说，只一句：“东三省是你的根。”回来不久，就进了这家日本人实际掌控的报纸。日子久了，他学会了两件事：一是什么该写，二是什么不该问。
    “镜吾！”
    里间主编室的门开了条缝，探出一张圆胖的脸，是主编老周。老周五十来岁，脸上总挂着那种职业性的、略带疲惫的笑容，像一张戴久了的人皮。
    “来一下。”
    袁镜吾放下笔，起身进去。主编室稍小些，同样闷热。老周的办公桌上堆着稿件、电文和吃了一半的便当盒。墙上除了日历，还并排挂着两张像——左边是“满洲国”皇帝溥仪，右边是日本天皇裕仁。两张像都框在玻璃后面，面无表情地俯视着这间斗室。
    “营口分社来的电报。”老周没绕弯子，把一张电报纸推过来，“辽河大水，四十多天了，雨就没停过。田庄台、河北一带，全淹了，堤防好几处告急。你跑一趟，实地看看，写篇水灾报道回来，要详实，最好拍几张照片。”
    袁镜吾拿起电文扫了一眼。措辞很克制，但“数十村庄被淹”、“灾民流离”、“恐有疫情”这几个字眼，还是能感受到字面背后的严峻。
    “什么时候动身？”
    “越快越好。下午有趟火车去营口，你赶那趟。”老周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过来，“差旅费，介绍信也在里面。到营口找警察署和市政公所，他们会安排人带你去看。”
    袁镜吾接过信封，捏了捏，点点头：“明白。重点报道灾情和赈济情况。”
    “对，灾情要报，但分寸你自己把握。”老周身体前倾，声音压低了些，脸上那职业性的笑容淡了，露出底下真实的疲惫和某种更复杂的东西，“‘民不聊生’、‘饿殍遍野’这种词，千万别用。多写当局如何积极赈济，红十字会如何施粥，灾民如何互助……总之，懂吗？”
    “懂。”袁镜吾把信封收进长衫内袋。他当然懂。在这张报纸上，真实常常需要穿上合适的衣裳才能露面。
    他转身准备离开，手刚搭上门把手。
    “袁君。”
    另一个声音从里间更深处传来。声音不高，带着日本人说汉语时特有的、略微平板而清晰的腔调。
    袁镜吾停下，转身。
    里间还有一扇门，通常关着，此刻却开了。菊池荣太郎站在门内阴影里，正用一块雪白的手帕擦拭着金丝眼镜。他四十岁上下，穿着熨帖的藏青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即使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领带也打得端端正正。他是报社的副主编，名义上是老周的副手，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报纸真正拿主意的，是这位东京帝国大学新闻科出身、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菊池桑。
    菊池戴上眼镜，镜片后的眼睛看向袁镜吾，目光平静，像手术刀。
    “去营口？”菊池走出里间，站到光线稍亮的地方。他比袁镜吾矮半个头，但那种从容不迫、一切尽在掌握的气度，让他显得并不矮小。
    “是，菊池先生。去采访水灾。”
    菊池点点头，踱到窗边，望着楼下街景。半晌，才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像在自言自语，又像特意说给袁镜吾听：
    “辽河啊……古老的大河。每次泛滥，都会带出许多古老的传说。”
    他转过身，目光重新落在袁镜吾脸上，这次停留得更久些。
    “袁君，这次去，除了水灾本身，不妨也多听听民间的说法。老百姓在河边住久了，看到的东西，和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想象的不一样。”
    袁镜吾心头微微一动，脸上依旧平静：“您是指……灾情的细节？”
    菊池嘴角勾起一个很浅的弧度，那不像笑，倒像某种精细的测量。
    “细节自然重要。但我说的，是其他的。”他斟酌着用词，中文流利，但每个字都像经过精心挑选，“比如，有没有人看见河里漂着什么特别的东西？或者，芦苇荡深处，夜里有没有奇怪的光、奇怪的声响？又或者……更直白点，有没有人声称，看见了什么……不常见的东西？”
    他顿了顿，观察着袁镜吾的表情。袁镜吾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专注地听着，像一个记者在聆听上司的指示。
    菊池似乎满意于这种专注，继续道：“乡野奇谈，市井传闻，有时候比官样文章更有趣，也更有价值。我们是办报纸的，要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你留心收集，记录下来，或有意想不到的用处。”
    他走到袁镜吾面前，抬手，轻轻拍了拍袁镜吾的肩膀。动作很轻，甚至算得上友好，但袁镜吾感到那只手的分量，和透过薄薄夏衣传来的、不容置疑的温度。
    “多看，多记。我相信你的判断力，袁君。”
    说完，他收回手，对老周微微颔首，转身又走回那扇里间的门，消失在阴影里。门轻轻掩上，留下一室沉默，和窗外更显聒噪的蝉鸣。
    老周干咳一声，打破沉默，脸上又堆起那职业性的笑容：“菊池先生崇拜柳田国男先生，对民俗比较感兴趣。你顺道留意一下也好，增加点可读性。去吧，路上小心。”
    袁镜吾点点头，没再说什么，拉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稍显阴凉，但也弥漫着一股旧报纸和灰尘的味道。他走到楼梯口的转角，摸出烟盒，抽出一支“老刀牌”，划火柴点上。深深吸了一口，劣质烟草的辛辣冲入肺腑，让他因闷热和方才对话而有些滞涩的思绪清晰了些。
    菊池最后那个眼神，在他脑中挥之不去。
    那不是普通上司对下属布置一个增加趣闻的采访任务的眼神。那里面有某种隐晦的期待。他在期待什么？期待自己在营口的洪水里，真的捞出什么不该出现的东西？
    袁镜吾吐出烟圈，看着淡蓝色的烟雾在昏暗的光线里扭曲、消散。他想起父亲前天寄来的那封信，想起信里那句“闻营口有异象，汝当留心”。
    “异象”。
    父亲是昌黎乡下的塾师，一辈子埋在故纸堆里，整理些地方志、乡邦文献，说话向来平稳，甚至有些木讷。他嘴里吐出“异象”这个词，本身就极不寻常。
    菊池，一个日本报人，对万里之外一条中国河流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同样不寻常。
    两个不寻常，隔着数百里，指向同一个地方——暴雨倾盆、洪水滔天的辽河口。
    烟烧到了手指，微微一烫。袁镜吾掐灭烟头，弹进角落的痰盂，发出轻微的“嗞”声。
    他回到自己那间狭小的住处。房间在报馆后身的大杂院，一扇朝西的窗，对着邻家高大的山墙，墙上爬满了郁郁葱葱的爬山虎，使得屋里即使在午后，光线也晦暗不明。
    他打开床底那只老旧的藤条箱。箱子是父亲当年去北平求学时用过的，边角包着的铜片中央已经磨得发亮。他先拿出那台柯达方镜箱相机，用一块软布仔细擦拭机身和镜头，检查了皮腔没有漏光，又确认暗盒里装好了胶卷。然后是两个硬壳笔记本，封皮是深蓝色的，已经有些磨损。翻开，里面是他几年来采访的笔记，字迹小而工整。他拿起桌上那两支“新民”牌钢笔，灌满墨水，试了试笔尖，也放入箱中。接着是几件换洗的衣衫、洗漱用具、一把厚重的油纸伞。最后，他从抽屉深处，取出那个黄草纸信封。
    父亲的信很短，他已经看过两遍。
    他又抽出信纸，目光落在“异象”和“留心”四个字上。墨是新研的，字迹端正中带着一种古拙的力道，是父亲一贯的风格。但这两处用墨似乎略重，笔画也更显凝滞，仿佛写下时，曾有过犹豫。
    他放下信纸，拈起信封里滑出的那页对折的纸。
    纸是陈年的宣纸，边缘已泛出深沉的牙黄色，纸质脆硬，触手有粗砺感。小心翼翼地展开，纸页发出细微的、干燥的窸窣声。
    纸上只有竖写的一行字：
    龙非妖也，乃天地之气所化。观龙如观天，可敬畏而不可亵玩。
    没有落款，没有日期。字是毛笔字，墨色沉黑，入纸三分，笔画瘦硬奇崛，转折处如刀劈斧削，带着一股扑面而来的金石之气，不像写出来的，倒像是用刻刀直接凿在纸上。
    袁镜吾盯着这行字，眉头微蹙。父亲收集的古籍残本、碑帖拓片不少，偶尔也会抄录些有趣的段落寄给他，或作警句，或作谈资。这页纸上的话，像是道家或方士的口吻，谈玄说妙，倒也寻常。只是这字……太过刚硬凌厉，看久了，竟觉得眼睛有些刺痛。
    “可敬畏而不可亵玩……”他低声念了一遍，摇摇头。营口洪水滔天，灾民流离，哪里来其他的闲心？父亲怕是读书读得有些迁了。
    他并未深想，只当是父亲从某本冷僻县志或山野杂录中抄来的箴言，随手将这张泛黄的古纸，夹进了准备带往营口的硬壳笔记本中。纸页嵌入纸缝，那行铁画银钩的字，暂时隐没在黑暗里。
    合上笔记本，扣好搭扣。他最后检查了一遍相机、胶卷、报社的记者证，以及伪满洲国颁发的、硬卡纸的“国民手帐”。证件照片上的他，眼神平静，嘴角抿着，看不出情绪。他把证件和钱贴身收好，锁上藤箱。
    窗外，天色不知何时阴沉下来。大片铅灰色的云从西北方向推过来，低低地压着屋顶。远处传来闷雷的滚动声，空气更加滞重，爬山虎的叶子一动不动。
    要下大雨了。
    袁镜吾拎起藤箱，最后看了一眼这间闷热、简陋、但暂时属于他自己的小屋，锁上门，钥匙在锁孔里转动，发出“咔哒”一声轻响。
    他走下吱呀作响的木质楼梯，穿过杂乱的大杂院。几个光着膀子的汉子在屋檐下摇着蒲扇下棋，见他拎着箱子，打了个招呼：“袁先生，出远门啊？”
    “嗯，去营口。”
    “哟，那可遭罪了，听说发大水呢！路上当心！”
    “谢谢。”
    他走出院门，踏上湿热的街道。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车窗外闪过一张张模糊而疲惫的面孔。卖冰点的小贩缩在巷口阴影里，呜咽般的叫卖声被越来越近的雷声吞没。
    袁镜吾加快脚步，朝奉天驿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