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同一片天空下，另一种东西正在悄然蔓延。
    永明港，医馆。
    秦仲已经三天没合眼了。
    他面前的病床上，躺着一个年轻的宋军士兵，脸色蜡黄，嘴唇发紫，浑身滚烫，一会儿冷得缩成一团，一会儿热得把被子踢开。他的眼睛半睁半闭，瞳孔涣散，嘴里含混不清地喊着什么。
    “又烧起来了。”旁边的一个刘经甫刘经甫手里捏着湿毛巾，不停地擦拭那士兵的额头，“秦太医，第三剂药已经灌下去了，还是没用。”
    秦仲没有说话。他伸出手，搭在那士兵的手腕上。脉象细数无力，像一根快要断了的丝线。他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然后睁开。
    “加龙骨、牡蛎，镇惊安神。再用人参，回阳救逆。”他的声音沙哑，但很稳。
    刘经甫犹豫了一下：“秦太医，人参不多了。上次从汴京带来的，已经用了一大半……”
    “用。”秦仲打断他，“人死了，留人参有什么用？”
    刘经甫不再说话，转身去抓药。
    秦仲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永明港的街道上，行人稀少。往日热闹的码头，今天也冷清了许多。他看见几个穿着青色短褐的皇城司亲从官，抬着一个担架，匆匆往医馆跑来。
    “秦太医！秦太医！”领头的亲从官喊道，“又有一个！特拉科潘部落的，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早上就烧起来了！”
    秦仲快步走出去。担架上躺着一个土人青年，症状和那个宋军士兵一模一样，高烧，寒战，神志不清。
    “抬进去。”秦仲说，“放到西厢。别跟宋军的病人混在一起。”
    亲从官愣了一下：“秦太医，为什么分开？”
    秦仲看了他一眼：“这种病，会传人。宋军的宋军放一起，土人的土人放一起，别交叉。照顾病人的医官和护工，也分开。”
    亲从官脸色变了变，连忙点头。
    秦仲回到屋里，翻开桌上的病历。厚厚的一沓纸，每一页都记录着一个病人的名字、症状、用药、病情变化。他翻了翻，眉头越皱越紧。
    “从二月底到现在，”他对身边的刘经甫说，“宋军发病的，三十七人。死了几个？”
    刘经甫低下头：“九个。”
    “土人呢？”
    “土人那边……更多。特拉科潘、索奇米尔科、阿斯卡波察尔科，三个归附部落加起来，发病的至少上百人。死了……死了二十多个。具体数字，还在统计。”
    秦仲把病历放下，用力揉了揉太阳穴。
    “这种病，”他缓缓说，“我在汴京没见过。在南边打仗的时候，也没见过。忽冷忽热，反复发作，烧起来能烧到人事不省，冷起来能把人冻得嘴唇发紫。这不是普通的伤寒，也不是普通的疟疾。”
    刘经甫小声问：“秦太医，那……是什么？”
    秦仲摇头：“不知道。但不管是什么，咱们得想办法。”
    他站起来，走到药柜前，拉开一个个抽屉，看着那些熟悉的药材，柴胡、黄芩、半夏、甘草、人参、当归、黄芪……这些都是治伤寒、治疟疾、治虚劳的常用药。但用在这些人身上，效果微乎其微。
    他想起了师父临终前说的话：“医道无穷，人力有尽。”那时候他不服气，以为只要读遍天下医书、尝遍世间百草，就没有治不了的病。
    可现在，他信了。
    窗外又传来担架的声响。他没有回头，只是闭上眼，听着那急促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有的进了西厢，有的抬去了后堂，还有的，在亲从官压抑的低语中被抬向了更远的地方。他不知道那个方向是哪里，但他知道，那些被抬走的人，不会再回来了。
    刘经甫端着药碗从身边走过，脚步很轻，像是在怕惊动什么。秦仲没有叫住他。他知道，那碗药灌下去，多半还是没用。
    暮色渐浓，医馆里的烛火一盏一盏亮起来。秦仲坐在桌前，面前摊着那厚厚一沓病历，纸上的墨迹还没干透，病人的名字却已经一个接一个地画上了圈。他提起笔，想写点什么，笔尖悬在纸上，半晌，落不下去。墨汁聚成一颗饱满的珠子，滴落在纸上，洇开一团模糊的黑。
    他搁下笔，把那张废纸揉成一团，扔了出去。
    夜深了，永明港沉入一片死寂。偶尔有风从海上吹来，带着咸腥的气味，穿过医馆的木窗，拂动桌上的药方。那些纸页哗哗作响，像是无数张嘴在无声地呼喊。
    秦仲靠在椅背上，油灯的火苗忽明忽暗，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很长很长。他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读的那些书、记的那些方子，在这片陌生的土地和这种陌生的病面前，轻得像一根稻草。
    他想起几年前南征交趾时，军中也曾暴发过类似的疫病。那时宗泽将军问他：“秦太医，能治吗？”他答：“能。”他确实治好了不少，但也眼睁睁看着更多人死去。他以为那些死去的面孔已经刻进了骨头里，可此刻，新的面孔又叠了上来，一个压一个，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
    他闭上眼睛，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若有一种药，能解此疾，我愿倾尽所有。”
    他不知道，那味能解此疾的药，不在任何一味他熟知的草药之中，而在那片辽阔而未知的大海尽头，一艘正劈波斩浪而来的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