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检察官仔细地翻阅着材料，看得很慢。半晌，她才抬起头，公事公办地说：“张律师，你反映的情况我们收到了。羁押必要性审查，我们需要向办案机关了解情况，调阅案卷。检察监督也一样，需要审查相关法律文书和证据。这都需要时间。”
    “我们理解程序需要时间。”陈启明律师再次发挥他咄咄逼人的风格，“但何检察官，我的当事人被超期羁押，这是明确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行为。根据规定，贵院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是否立案审查的决定。我们要求贵院严格依法，在法定期限内给予我们明确答复。是立案审查，还是不立案，理由是什么？”
    “至于查封裁定的监督，”赵敏律师补充，“证据很明显。裁定书本身理由空洞，与造成的严重后果完全不成比例。我们希望贵院能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防止公权力滥用，保护营商环境。这不仅仅是几个企业家的个案，更关系到宋州乃至江南省司法形象和民营经济信心。”
    何检察官皱了皱眉，她显然不习惯被律师这样步步紧逼地设定时间框架和强调责任。但对方引用的法条准确，要求合法，她无法直接反驳。
    “我们会依法办理的。”她给出了和法院那边几乎一模一样的回复。
    “另外，”张绍衡再次提到关键问题，“我们多次向公安机关提出会见当事人，均被以‘案情重大、侦查需要’为由拒绝。根据法律规定，除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特别重大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办案机关许可。但‘案情重大’不能成为无限制拒绝会见的理由。我们要求贵院，在审查羁押必要性的同时，关注当事人和辩护律师的合法会见权是否得到保障。如果办案机关无正当理由拒绝会见，同样涉嫌违法。”
    何检察官点了点头，在笔录上记录着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向办案机关了解。”
    离开检察院时，汤部长感觉自己的后背都湿了。他小跑着跟上张绍衡的步伐，低声问：“张律，咱们这样……会不会太……强硬了？毕竟是在人家的地头上。”
    张绍衡脚步不停，侧头看了他一眼：“汤部长，我们是律师，依法为当事人争取权利。法律面前，没有‘地头’之说。只有合法与非法，有理与无理。如果我们不强硬，不专业，不把法律赋予的权利用足，对方只会当我们是来走过场的，更加不会重视。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案子，已经进入了真正的、专业的法律博弈轨道，不能再像之前那样随意处置了。”
    汤部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心里却莫名地安定了一些。他第一次感觉到，在面对宋州这座看似坚不可摧的权力堡垒时，自己这边，似乎也终于有了一把像样的、符合规则的武器。
    宋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
    这是最难啃的一块骨头。经侦支队的小楼里气氛更加紧张。接待他们的是一名级别更高的副支队长，姓胡，正是林彬之前报告中，可能与金还在茶楼见过的那位。胡副支队长身材高大，脸色黝黑带着一种常年在一线办案的煞气。
    他显然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消息，对张绍衡等人的到来毫不意外，甚至有些隐隐的不耐。
    “张律师，各位，坐。”胡副支队长指了指办公室里的沙发，自己则坐回宽大的办公椅后，身体微微后仰，带着一种审视的姿态。
    “你们的来意，我们都清楚了。武彩等人的案子，是我们市局督办的重特大经济犯罪案件，目前正在全力侦查中。所有法律程序，我们都是严格依法依规进行的。”
    张绍衡没有坐，他站在办公室中央，与胡副支队长隔桌相对，气势上丝毫不落下风。
    “胡支队长，我们正是来了解，贵局是依据什么法律程序，将我的当事人羁押至今的？”
    张绍衡开门见山，“她们是何时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涉嫌的具体罪名是什么？立案决定书编号是多少？刑事拘留后，是经过了检察院批准逮捕，还是变更了强制措施？如果已经批准逮捕，请出示逮捕证。如果超过法定期限仍未提请逮捕，请说明理由。”
    一连串专业、具体的问题，直接指向侦查程序的核心。胡副支队长的眉头皱了起来，对方显然有备而来，问的都是关键点。
    “案件还在侦查，有些细节不便透露。”胡副支队长用上了标准的挡箭牌，“涉及商业秘密和侦查秘密，希望你们理解。”
    “我们理解侦查工作的保密性。”陈启明律师上前一步“但根据《刑事诉讼法》，拘留后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家属，无法通知的除外。我的当事人被带走数日，家属从未收到任何形式的通知。这作何解释？是‘无法通知’，还是贵局工作疏漏？”
    胡副支队长脸色一沉：“家属？我们已经通知了她们公司的相关人员。”
    “公司的‘相关人员’不能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家属。”赵敏律师冷静地指出，“更何况，据我们了解，贵局也并未向公司出具任何正式的、书面通知。这涉嫌程序违法。”
    “另外，”张绍衡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继续施压，“我们多次依法申请会见当事人，均被拒绝。‘案情重大’不能成为无限期剥夺律师会见权的理由。我们要求贵局，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安排我们会见武彩、欧阳娜、吴箐。这是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基本权利，如果贵局无正当理由再次拒绝，我们将向检察机关控告，并向市公安局督察部门、省公安厅法制总队反映。”
    四十八小时，又是一个明确的时间通牒。
    胡副支队长放在桌上的手，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显露出他内心的烦躁。这几个北京律师太难缠了，不吵不闹，但句句引用法律，步步紧逼，让他这个习惯于用“侦查需要”来应付一切的人感到非常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