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东回来后，跟着潘瑕起早贪黑跑了三天拉煤卖煤。
    说是一起忙活，可实际上全是潘瑕在硬扛——她踩着冻得发僵的脚发动拖拉机，在煤窑里弯腰搬煤块，弄得满身黑灰，到了大队还要亲自过秤、算账、收钱，指尖冻得通红开裂，连数钱都不利索。
    而王卫东呢，就打个下手，要么帮着递递麻袋，要么站在一旁搓手跺脚，还总唉声叹气喊累，说煤渣扎手、风太大，连多扛一袋煤都嫌费劲。
    第四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潘瑕正准备去发动拖拉机，就听见王卫东捂着肚子直哼哼，脸色白得像张纸，额头上还冒着凉汗，声音有气无力：
    “瑕啊，我肚子疼得厉害，浑身发软，怕是撑不住了。”
    潘瑕的心一下子就揪紧了，急得直转圈。
    这年代农村卫生所条件差得很，就一间土坯房，一张旧病床，医生就一个，连个像样的听诊器都没有，真要是拖出阑尾炎、肠胃炎之类的大病，没钱去县城医院，那可就真不得了了。
    她啥也顾不上了，赶紧停下手里的活，抓过王卫东的胳膊就催：
    “快，我送你去公社卫生所，别耽误了！”
    说着就扶着他往拖拉机那边走，一路上絮絮叨叨叮嘱，把拉煤卖煤的所有活计，全揽在了自己身上——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王卫东没事，再累她都能扛。
    公社卫生所的医生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大夫，戴着厚厚的老花镜，用听诊器听了听，又按了按王卫东的肚子，摆了摆手说：
    “没啥大事，就是前些天没休息好，累着了，气血不足，开两针青霉素，再拿点口服的药片，回去好好歇着，别再干重活就成。”
    等王卫东打完针回来，脸色好了不少，精神也足了些，潘瑕心疼得不行，压根没让他再沾卖煤的半点活。
    王卫东却突然拉住她的手，眼眶红红的，一脸愧疚，语气又软又真诚：
    “瑕啊，对不起，让你受累了。之前我东躲西藏的，天天提心吊胆，根本没法静下心复习。你也知道，这1977年的高考，可是咱们俩唯一的出路，是能摆脱这苦日子的唯一机会，我想在家好好看书，好好备考，绝不辜负你，也不辜负咱们的未来。”
    潘瑕听着这话，心里瞬间就软了，之前所有的委屈、抱怨，全都烟消云散。
    她拍了拍王卫东的手，连忙点头应下，语气带着几分欣慰：
    “你说的对，高考最重要，你安心在家备考，家里所有的活，拉煤、卖煤、做饭，全由我来扛，你啥也别操心，只管好好看书就行。”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潘瑕彻底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天还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就裹着厚厚的旧棉袄，踩着冻硬的土路，去几里外的小煤窑拉煤——那煤窑的路全是烂泥和碎石，拖拉机开过去“突突突”晃得厉害，一不小心就会陷进泥坑，每次都要她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推出来。
    拉满一车煤，又马不停蹄地往各个大队跑，挨家挨户地问，有时候遇到抠门的社员，还要磨破嘴皮子讨价还价，常常要忙到天黑透了，才能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
    可只要一想到王卫东在家安安稳稳地复习，想到两人考上大学后，就能去城里过体面日子，再也不用起早贪黑拉煤、看别人的脸色，她就觉得浑身是劲，手上的水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她就找块旧布条缠上，接着干，连一声苦都不喊。
    转眼就到了王卫东的生日。
    潘瑕心里早早就盘算着，要给他好好过个生日，补补身子。
    这些天他“专心备考”，她也心疼。
    这天下午，她看着车斗里剩下的半车煤，咬了咬牙，低价贱卖了，哪怕少赚几块钱，也想提前收工，给王卫东一个惊喜。收拾好东西，她开着拖拉机，一路颠簸着往镇上的集市赶。
    1977年入冬后的集市，已经比往年热闹了不少，改革开放的春风快要吹起来的前夕，摊位上的东西也比往年丰富了些，不再只有单调的粗粮和咸菜，偶尔还能看到新鲜的肉和鱼。
    潘瑕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被冻得鼻子通红，却满心欢喜，眼睛亮晶晶地挑着东西。
    她先挤到肉摊前，指着最肥的那块五花肉，语气坚定：
    “师傅，给我割二斤五花肉！”
    那时候五花肉八毛五一斤，二斤就要一块七，可不是个小数目，肉摊师傅笑着打趣：
    “大妹子，舍得啊！”
    潘瑕笑着点头，又去鱼摊前，挑了一条鲜活的鲫鱼——这在当时可是稀罕物，平时根本舍不得买，只有过年过节才敢尝一尝，鱼老板称完，她还特意叮嘱，一定要帮她处理干净。
    接着，她又挑了些绿油油的菠菜、水灵灵的大白菜，都是新鲜现摘的，还带着露水；又在熟食摊前驻足，咬牙买了半斤酱牛肉、几个白面馒头。
    白面馒头在当时可是奢侈品，平时吃的都是掺着玉米面的窝窝头，她想着，让王卫东好好解解馋。
    最后，她还在供销社买了一小瓶白酒，不贵，就一块二毛钱，却也是她攒了好几天的零钱，就想让王卫东高兴高兴。
    把这些东西小心翼翼地放进车斗，用塑料布盖好，生怕冻着、碰着，潘瑕跳上拖拉机，哼着刚从集市喇叭里听到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心里乐开了花。
    风依旧刮得厉害，吹得她脸颊生疼，可她心里暖烘烘的，满脑子都是王卫东看到一桌子菜时惊喜的模样，甚至已经想到了他笑着夸她能干的样子。
    回到家，潘瑕立马钻进厨房忙活起来，连口气都没歇。
    土灶里的火苗“噼啪”作响，映得她脸颊通红，额头上很快就冒出了细密的汗珠。
    她先把五花肉切成大小均匀的块，下锅煸炒出油脂，再放上葱姜蒜爆香，淋上一点点酱油，加水慢炖，不一会儿，红烧肉的香气就飘了出来，馋得人直流口水。
    鲫鱼则用家里仅剩的一点点料酒去腥，煎至两面金黄，再加水慢炖，炖得汤色奶白，鲜味儿直往鼻子里钻。
    菠菜焯水后淋上少许香油，清爽可口；酱牛肉切片摆盘，白面馒头放在蒸笼里温着，生怕凉了影响口感。
    忙活了一个多小时，一桌子丰盛的饭菜总算做好了。红烧肉油光锃亮，鲫鱼汤色奶白，菠菜翠绿爽口，酱牛肉色泽诱人，再配上冒着热气的白面馒头，香气飘满了整个土坯房，连院子里都能闻到。潘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解下沾着油烟的围裙，抬头看了看天色，天已经快擦黑了，可王卫东还没回来。
    她心里嘀咕着：许是在家复习太投入，累了，出去透透气、活动活动身子了吧，说不定过一会儿就回来了。这么想着，她心里的不安就少了几分，把饭菜一一摆到桌子上，又给王卫东倒了杯温水放在旁边，生怕他回来渴了，然后锁好厨房门，出门去找人。
    她先去了公社卫生所，找到之前给王卫东看病的老大夫，急切地问：
    “大夫，您见过我家王卫东吗？他上午在您这儿打了针，现在还没回家。”老大夫想了想，摆了摆手：“他上午打完针就走了，没再回来过，看着精神还行，应该没啥事。”
    接着，她又急匆匆地去了村里的经销部——这是村里男人最爱凑堆聊天、抽烟、唠嗑的地方，平时王卫东要是没事，也爱往这儿钻。
    可她进去扫了一圈，里面坐满了人，烟雾缭绕，吵吵嚷嚷，却压根没看到王卫东的身影，连他常坐的那个板凳，都空着。
    路上碰到几个社员，潘瑕连忙上前，语气急切地打听：
    “张婶，您见过卫东吗？他今天没在家，我找不着他了。”“李叔，有没有看到我家卫东？他生日，我做了饭菜，等着他回家呢。”
    可大家都摇着头说没见着，说话的时候，眼神还带着几分奇怪的打量，欲言又止，嘴角还藏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潘瑕早就习惯了这些异样的目光。
    自从王卫东跑了、她被追债的人堵门骂街后，村里人的白眼和闲言碎语就没断过，有人说她傻，有人说她活该，还有人背后嚼舌根，说她留不住男人。
    起初她还会难过、会委屈，会偷偷躲起来哭，久而久之，也就麻木了。她现在什么都不在乎，只想着快点找到王卫东，让他回家吃顿热乎饭，过个安稳的生日。
    在村里找了一圈，挨家挨户问了个遍，还是没找到王卫东的身影。
    潘瑕突然心里一动：说不定她出来的时候，王卫东已经回家了，要是看到家里没人，找不到她，肯定会生气，说不定又要闹脾气。
    这么一想，她立马急匆匆地往家赶，脚步都快了几分，心里还盘算着，回去要好好跟他解释。
    可推开门，院子里依旧冷冷清清的，连个脚印都没有，堂屋的门虚掩着，轻轻一推就开了，里面空无一人，只有桌上的煤油灯，还没点亮。
    潘瑕的心“咯噔”一下，莫名地沉了沉，那种不好的预感，又悄悄冒了出来。她只能走到桌前坐下，盯着一桌子渐渐发凉的饭菜，耐心地等着王卫东回来。
    这几天起早贪黑地忙活，拉煤、卖煤，又赶去集市买菜、回家做饭，她实在是太累了，坐着坐着，脑袋就越来越沉，眼皮像灌了铅似的，不知不觉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连身上的棉袄都没来得及脱。
    睡梦中，她又梦见了那些追债的人，他们张牙舞爪地堵在她家门口，拍着门骂街，抢了她的拖拉机，还把她推倒在地，狠狠踹她，最后甚至把她推下了悬崖。
    “啊！”
    潘瑕猛地一激灵，一下子醒了过来，浑身冷汗淋漓，胸口剧烈起伏，心脏“砰砰砰”跳得快要冲出胸膛，连手脚都在发抖。
    屋子里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桌上的煤油灯还亮着一点点微弱的光——灯芯快烧没了，只剩下豆大的荧光，忽明忽暗，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煤油味，还有饭菜凉透后的腥气。
    潘瑕连忙伸手，颤抖着旋拧灯座，把灯芯再往上调了调，昏黄的光线瞬间照亮了小半个屋子，可屋子里还是只有她一个人，一桌子的饭菜早已没了热气，红烧肉也凉得发腻，鱼汤也结了一层薄薄的油花。
    她抬头看了看墙上挂着的旧挂钟，那挂钟是她用拉煤攒的钱买的，走得还算准，时针已经稳稳地指向了凌晨一点。
    这么晚了，王卫东还没回来！
    潘瑕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喘不过气来，各种不好的念头涌上心头：他是不是又跑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是不是被追债的人找到了？
    她突然想起自己傍晚回来时，因为着急做饭，心里只想着给王卫东惊喜，大门只是虚掩着，根本没插门栓。
    潘瑕吓得魂都快没了，浑身冰凉——这年代农村虽然治安还行，但也有小偷小摸，她的拖拉机可是全家的指望，是她拉煤赚钱、供王卫东备考的唯一依靠，要是被人偷了，她这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两人的未来，也彻底没了指望。
    她急忙起身，连鞋子都没穿好，跌跌撞撞地跑到院子里，借着微弱的月光一看，还好，拖拉机安安稳稳地停在墙角，车斗里的塑料布还盖着，没被人动过。
    她松了口气，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连忙上前把大门关上，刚要插上门栓，又想起去年王卫东生日，他也是跟村里的狐朋狗友喝酒喝到半夜，醉倒在半道上，冻得浑身发紫，还是她半夜找了半天才找回来，差点没冻出大病。
    万一这次他又醉倒在外面了怎么办？
    这么冷的天，夜里气温零下好几度，冻出个好歹来，可怎么得了？
    潘瑕咬了咬牙，心里的担心压过了恐惧，回屋拿起手电筒，又重新打开大门，沿着村里的土路，一点点往前走，手电筒的光柱在黑暗中晃动，照亮了脚下的碎石和泥土。
    深夜的村子静得可怕，连狗叫都没有，只有手电筒的光柱在黑暗中摇曳，风吹过树梢，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有人在暗处哭，又像是有人在背后跟着她，听得人心里发毛。
    她缩了缩脖子，裹紧了身上的棉袄，脚步又轻又快，挨家挨户地查看，在几个常有人聚赌、喝酒的老宅子门口也停了停，趴在门缝里往里看，可都没看到王卫东的身影，只有几声零星的咳嗽声，从宅子里传出来。
    寒风灌进衣领，冻得她瑟瑟发抖，手脚都冻僵了，心里的担心越来越重，可也越来越绝望。
    她一个女人家，深夜在村里乱逛，也怕不安全，万一遇到坏人，后果不堪设想。
    潘瑕咬了咬嘴唇，只能压下心里的担心，急匆匆地往家赶，回到家，赶紧插紧大门，用门栓牢牢拴住，再也不敢出去了——她怕自己出去了，不仅找不到王卫东，还会让自己陷入危险。
    回到堂屋，潘瑕再也没了睡意，心里又慌又乱，坐立难安。她搬了个凳子坐在门口，眼睛死死盯着大门，耳朵竖得老高，生怕错过王卫东回来的敲门声、脚步声，哪怕是一点点动静，她都能立刻反应过来。
    可困意实在太浓，她靠在冰冷的土墙上，迷迷糊糊地又睡了过去，眉头紧紧皱着，嘴里还喃喃地念着：“王卫东，你快点回来……”
    而她不知道的是，王卫东的失踪，从来都不是意外，一场更大的阴谋，正在悄悄向她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