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集中。寿春附近有芍陂灌溉农田，地方千里，“良畴万顷”，是重要粮食产地。江南地区普遍实行麦稻兼作，岭南种双季稻。
    元嘉以前，淮南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元嘉末，由于宋魏战争，淮南遭到破坏。经过齐、梁二代的经营，江淮间一些地区的生产也迅速恢复、发展。益州则号称“沃野天府”，物产丰富。广州也是富庶的经济地区。 [86]
    当时南朝作物品种日趋多样，耐寒及越冬作物日益普遍。此时，仅水稻品种就有30余种。昔日中原地区的麦、菽、粟等耐旱及越冬作物在南方得到了种植和推广。仅谢灵运《山居赋》所提及的农作物就有稻、秫、麻、麦、粟、菽等，蔬菜、果木及水生作物则更多。至迟在陈朝时，麦粟之类已经成为封建政府征收田赋的内容之一。此外，经济作物的栽培也超过了两汉，不但具有鲜明的南方特色，而且出现了一些单一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第五在种植水稻方面，虽然仍保持着传统的火耕水耨的耕作制度，但随着人们对水稻生长规律的进一步掌握，其内涵已有明显的变化，精耕细作的程度加强了。火耕已非惟一的杀虫施肥的方法，粪肥被广泛使用，绿肥也日益普及。 [86]
    东晋、南朝水利工程有了明显的发展，特别是小型水利工程渐趋普及，形成了沿港滨湖地区以水网圩田为主、山地岗阜地区以陂塘堰坝为主的特色。 [86]
    此外，南朝在牛耕有所发展的基础上，创造了单牛、短辕的框型犁。它的出现，对农田耕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适合南方水田生产的犁、耙之类的工具日臻完善。 [86]
    经济形态
    士族田庄经济
    在南方经济的发展中，南、北士族地主都采取田庄形式进行生产。其中北方士族南迁时，都带来大量部曲和佃客，缺乏的是田地。因此，他们到处“求田问舍”，不择手段地谋取土地。如刁逵在京口一带掠夺土地达万顷。与此同时，南方士族地主也进一步扩张自己的经济力量。
    士族地主在他们占领的平原和山泽上建立田庄，当时称为“墅”或“园”。如会稽士族孔灵符在永兴建墅，“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谢灵运在始宁的墅有南北二山，山上有五个果园，沿水渠两岸有大批良田。
    农业在士族田庄经济中占主导的地位。田庄中有大量的耕地，又有河湖水渠等水利灌溉系统。在耕地上种有稻、麦、粟、桑、麻、蔬菜等作物。仅次于农业的是园林业，经营竹木果树等。此外，还有养鱼业和畜牧业，并从事纺织、酿造、制造生产工具等多种手工业生产。由于从事多种经营，使士族地主田庄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
    田庄里的生产者，主要是佃客、部曲和奴隶。士族地主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是残酷的。但它把大量劳动人手组织起来，在山区水滨进行垦植，特别是在东晋和南朝前期，士族地主还关心生产的时候，地主田庄对江南地区的开发是起一定的积极作用。以后，由于门阀土族日益腐朽，田庄也就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自耕农
    自耕农是当时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是封建政府榨取的主要对象。他们对政府的负担有租调、杂税、徭役三大项。宋、齐时的田租大概沿袭东晋后期的制度，即口税米五石。户调剥削，在宋孝武帝规定：“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岁输布四匹，只是每户农民应纳户调的平均数目，征收时仍采取“九品相通”的办法，即事先评出户产，定出户等，然后再依照户等的高低分派。在战争时期，一般农民也有兵役负担，各种徭役更是随意征发。于是，许多自耕农破产流亡，越来越多地沦为士族田庄里的部曲和佃客。
    手工业
    纺织业
    东晋南朝时期，纺织业比较发达，养蚕技术已经相当可观，豫章等地一年蚕四、五熟，永嘉等地一年八熟。丝、绵、绢、布等是南朝调税的主要项目，因此纺织是民间普遍的副业。其中荆、扬二州的纺织业尤为发达。锦业在益州也早负盛名。刘裕灭后秦，把关中的织锦户迁到江南。南朝后期，织锦业也发达起来。富豪人家穿绣裙，着锦履，以彩帛作杂花，绫作服饰，锦作屏障。
    北魏初，每匹绢值千钱，孝文帝以后降到二、三百钱，说明丝织品的生产已增加。 [105]
    冶炼、煮盐
    南北朝时，政府都设有专官管理矿冶。建康尚方有东、西二冶（宋、齐时有南冶，后废），州、郡有矿冶的设冶令。另外还有不少私家冶铺作坊；北朝从北魏道武帝开始，也设置官冶，铸造兵器。 [86] [105]
    在冶铸技术上，用水排鼓风冶铸已在南朝应用。炼钢技术也有很大进步。那时还发明一种杂炼生铁和熟铁的灌钢法，即把生熟铁混杂起来冶炼，火候到时，生铁先熔化，渗淋入熟铁中，然后取出反复锻炼，就成为优质钢，用来制造宝剑和刀、镰。灌钢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钢铁冶炼技术，用它生产的铁除制造武器外，尚有较多的富余，可以用于制造生产工具。尤其是坚硬耐磨的灌钢工具的出现，是生产工具的一大革新，为丘陵、岗阜、湖泊、沼泽、滩涂的开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86] [105]
    煮盐方面，北魏池盐产地主要在河东郡，盐产很多。东魏、北齐之际，海盐产量很大。盐的生产主要掌握在官府手中。 [105]
    瓷器
    南北朝玉器
    东晋南朝时，瓷器的烧制有新的发展。当时瓷器的代表性产品是通体青釉的青瓷，产地比较集中的是会稽郡（浙江绍兴）一带。青瓷胎质纯，硬度高，釉料匀，通体青莹，造型多样美观。考古发掘，江南许多地区的制瓷技术逐渐成名，并各有自己的特点。 [86]北朝时期，劳动人民还成功地烧出了白瓷。 [105]
    商业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加上江南河流纵横，水上交通方便，为商业发达提供了基础和有利条件。
    士族豪强兼并土地，官府赋税徭役繁重，许多中小地主和农民被迫从事商贩活动。贵族官僚有免关津税特权，在任期届满时带着大批货物作为“还资”，然后转贩各地。官府征收租调要农民折钱交纳，农民被迫出卖自己仅有的农副产品。因此，南朝出现商业畸形发展的现象。
    当时南方的重要城市有建康、江陵、成都、番禺（今广东广州）等地。建康是东晋南朝的政治中心，也是长江下游的经济中心。这里“贡使商旅，方舟万计”。萧梁时期，建康城内有居民28万。城内有四个市，秦淮河北有大市和小市十余处。会稽、吴郡、余杭等地也是“商贾并凑”。
    日本法隆寺金堂（南朝风格）
    番禺是海外贸易中心，南洋各国，以及天竺、狮子国（斯里兰卡）、波斯（伊朗）等国的商船，“每岁数至”，或“岁十余至”。江陵“当雍、岷、交、梁之会”，商业也较发达。成都不仅商业繁盛，而且也是高级丝织品的重要产地。市场上既有奢侈品，也有普通的生产、生活用品。商贾小者坐贩于列肆，大者转运于四方。商税是南朝收入的大宗。
    东晋、南朝都注意货币铸造，但币制混乱，数量不足。
    文化
    播报
    编辑
    思想
    经由魏晋时儒学独尊的地位被破除后，到了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思想。在诸多的思想流派中，出现了以法治国、务实求治的主张和“无君论”等有价值的观点，也产生了消极颓废、遁世游仙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是玄学思想。
    南北朝时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当时佛道争论十分激烈。佛道之争中，道教是比较被动的，不仅造出一个传说，强调佛陀是老子变的，而且还大量“抄袭”佛经的内容。对道教而言，它想把佛教改造成自己的一部分；佛教则需要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又必须面对文化上的张力。 [66]
    文学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发展迅速，其中南朝风格偏向华丽纤巧，而北朝风格偏向豪放粗犷。
    诗
    南朝时，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人把田园情趣扩大到对自然山水的热爱。沈约是“永明体”诗人的代表，“永明体”诗讲究声律对偶，追求艺术形式完美，为格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97]北朝代表人物是北地三才，即邢邵、魏收、温子昇。叙事长诗以南朝的《西洲曲》和北朝的《木兰诗》为代表。
    辞赋
    南北朝辞赋也在继承楚辞、汉赋的基础上有所变革，形式上多为短篇，不以用典和堆砌词藻为要；内容上抒情多于咏物，如江淹《别赋》、庾信《哀江南赋》便是这个时期辞赋的代表。 [97]
    民歌
    民歌方面，由于南北文化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调。《乐府诗集》即有“艳曲兴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的说法。 [98]《敕勒歌》是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作，影响很大。 [99]
    小说
    南北朝时期的小说主要有两类：志怪小说和笔记小说。笔记小说具有史料价值，故在史学中叙述。志怪小说很多题材和故事源于远古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的传闻逸事，也深深打上道教和佛教影响的时代烙印，如南朝宋东阳无疑的《齐谐记》、刘义庆的《幽明录》、刘敬叔的《异苑》，齐祖冲之的《述异记》，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北齐颜之推的《还冤记》等都是志怪小说的名作。 [97]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逸事的笔记小说。语言简约传神，含蓄隽永，生动描写了魏晋名士的清谈、品题等活动，以及名士们的性格特征及其人生追求和嗜好，涉及汉末魏晋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学、思想等多方面的内容，成为研究这时期历史的重要史料。 [106]
    文学评论
    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自成系统的古典文学研究专着，提出文学应反映现实、文质并重的主张，阐明了文学评论的依据和标准，探讨了文学作品的构思、想象、风格、继承、创新等问题。同时期人钟嵘所作《诗品》，是中国最早专门评论诗歌的着作。对两汉至梁代的五言诗进行总结和优劣评判。梁武帝长子萧统组织文人编选的《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其中涉及探索文章的体裁和流派，取舍的缘由和标准，因此具有文学评论的价值。 [97]
    史学
    南北朝继承了汉代以来设官修史之制。宋设着作官（宋齐梁陈时官名及分职屡有更改），负责撰修国史（本王朝史）及帝王起居注。齐始有国史与前朝史之分。北魏亦设着作官及起居令史，使修史官与起居官逐渐分职。北齐始设史馆（或称史阁），为专门修史机构，影响中国日后的官方修史制度。西魏、北周亦设着作官制度。南北诸朝又有大臣监修史书 [35]。此外，南朝梁时始行编修武帝、梁元帝的“实录”，是为唐代开始一朝接一朝修实录的滥觞 [36]。
    纪传体断代史书在南北朝史学仍占一席位。官修的有如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魏收《魏书》 [37]，私修的有如范晔《后汉书》 [38]。
    南北朝书法
    反映社会各种状况的史书，亦在南北朝盛行。如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当中新增“独行”、“逸民”（或“隐逸”）、“列女”等类传记各种人物面貌；宗教史籍有慧皎的《高僧传》 [39]和僧佑的《弘明集》 [106]；记述寺院建筑的有杨炫之《洛阳伽蓝记》 [39]；地理类着作方面，以郦道元《水经注》为南北朝集大成之作 [40]；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是极具史料价值的杂记类着作 [106]。少数民族历史亦因五胡各族建割据政权而深受重视，成就较高的有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 [41]。
    南北朝的注史之学，具代表性的有如裴松之《三国志注》。裴注着重资料搜集、补充史事，不再局限于对音训及解释史文，对中国的注史方法产生有相当影响。裴松之对史料相互考异，日后史家有所继承，如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考异》。裴注里又有对前代史家的评论，这推动了中国史学批评的发展 [43]。
    宗教
    南朝释迦佛石像 [83]
    随着佛教的传播，发展佛像、壁画、石窟寺院等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中敦煌千佛洞、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成为中国造像艺术宝库之中的瑰宝。此时佛教盛行的思想有般若学 、涅盘学、地论学、成实学、摄论学等。 [69]竺道生强调佛性在于每个众生之中，关键在于能否“自见”，开启了后来禅宗觉悟不离世间的先河，他“一阐提人皆有佛性”的思想则体现了佛教的平等观。 [70]道教灵宝经前接上清经的教法，又借用和融汇了佛教的概念和术语，在中古道教的教义、思想、仪式等领域，占据了主流的地位。 [67]十六国晚期出现改革道教的寇谦之，他受东晋灵宝派的影响，制作《云中音诵新科之诫》等经八十余卷。在精义经理方面无所创新，却明确声称要清理道教，除去五斗米道的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严格斋戒礼拜，使道教组织更为严密，道规教仪更为完备。
    此一时期的三教论争主要表现为佛教与道家、道教两种不同思想体系的争论。通过争论，道教与佛教互相吸收，呈现一种互融互摄的景象。佛教对道教无论是从教规、教仪，还是从教典、教团等方面，都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这对道教逐步走向成熟是大有益处的。而道教也为佛教从印度顺利移植至中国，并逐渐适应中国社会土壤，形成中国化的佛教，提供了多方面的助缘。 [44]援佛入道是道教不断丰富并提升自我的重要手段。佛教产生的时间比道教早得多，在传入中国时佛教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因此道教在很多方面都借鉴吸收了佛教。比如早期道经的造作过程中便多有模仿乃至因袭佛经之处，道教的宫观设施、组织形式、宗教仪式等方面亦不乏借鉴佛教之处。又如受“大道无形”思想的影响，早期道教是反对偶像崇拜的，但是后世道教“设像立教”的形式与佛教却别无二致，正是受佛教影响使然。在宗教哲学方面，道教义理的思辨水平与佛教相比略为逊色，因此道教也积极援引佛教哲学以提升自身的理论水平。 [68]
    同时，道教影响了中国艺术及科学。例如《游仙诗》等文学，描述神仙飘逸之妙或藉由神仙之说抒发情怀。道教名士陶弘景、陆修静均擅长神仙文学 [34]。
    绘画
    南朝陆探微所画人物肖像极其传神。民间传说张僧繇画龙不敢点睛，点睛则龙会飞去。 [97]而画论、画史研究在此时期已建立，如南朝谢赫的《画品》，提出绘画品鉴的六法，而其中的“气韵生动”说更被历代画评家奉为最高水准。
    雕刻
    永宁寺塔复原图 [81]
    在佛像石窟雕像上，北朝石窟造像，着名的有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天龙山石窟等 [46]。石窟艺术最雄伟的是云冈20辜的座像。佛像容貌丰满，两肩宽厚，衣褶线条紧贴身躯而雕，庄严中寓有慈祥，表现出佛的胸怀气度。彩塑最好的是敦煌莫高窟第259窟的造像，含蓄微笑的神态，给人以恬静的美感。洛阳永宁寺塔基出土的北魏泥塑残像最为精致，面目传神。随着山水诗的出现，长期以来的以表现人物为主的绘画传统开始转变，山水景色也成为绘画的内容。南朝还有不少以人物画着称的画家，也有人在团扇上画出“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的山水。南齐谢赫撰着了研究绘画理论的《古画品录》，而他所总结的“六法”，已不仅限于人物画，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南朝陵墓雕刻方面，历代帝王、贵族陵墓前有神道石柱、石碑、石兽等。石兽又称避邪，由狮子造型演变而来，有驱邪、求福或升天之含意。其中已齐武帝陵前的天禄（双角石兽）、齐景帝陵前的麒麟最具代表。风格承袭汉代石兽雕刻，善于利用整块石材，以洗练的手法表现雄伟的气势。
    书法
    主词条：南北朝书法
    《郑文公碑》（局部）
    南北朝时期，书法发展呈现两条主线：南朝承“二王”新体书风并加以深化，出现了不少书家，存世的作品以士族文人的行草尺牍为主。北朝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游牧文化与南朝的中原文化形态截然不同，书法以刻石为主，有碑刻、摩崖、墓志、造像、砖文等，类型极其丰富，艺术成就高。北朝碑刻即所谓的魏碑书法，结体扁方、构架紧密、方笔折角、骨力雄劲，在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97]。着名的有《龙门二十品》《张猛龙帖》《郑文公碑》《石门铭》等，以及众多的墓志铭文。南朝有名的碑如《爨龙颜碑》《瘗鹤铭》等。 [45]在南北朝后期，随着民族融合的不断深入，南北书家之间相互学习借鉴，南北书风也不断融合，这种书风的融合一直延续到唐代初期。 [87]
    谱牒学
    谱学（或叫谱牒学、家谱学）在南北朝门阀政治影响下而大盛一时。各豪族郡望为求巩固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乃撰修家牒，以彰显自身血统、门第及婚宦。继家谱出现后，又有了家谱学的研究，当时便出现“统谱”“百家谱”等书籍。 [42]南齐王俭对东晋贾弼之的《姓氏簿状》进行修补，南梁王僧孺对《百家谱》进行改定，又相继撰成《十八州谱》《百家谱集》《东南谱集抄》等，形成王氏谱牒学。 [106]
    目录学
    南梁阮孝绪撰《七录》，其中的《记传录》就是史学目录。 [106]
    文字学
    南梁顾野王的《玉篇》，在文字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106]
    科技
    播报
    编辑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由于边疆民族内迁、北方人群的南下，造成文化大交流及混成。由于儒学一统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兴起，使得学术研究朝向多元化。各国为了生存或战争，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确保某些地区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这些都使得科学技术大幅提升 [62]。
    农学
    北魏至东魏时农学家贾思勰面对持续的天灾人祸，主张重视农业，并以齐民谋生为己任，撰写了农书《齐民要术》，在中国或世界的农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齐民要术》以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特别是山东地区为重点。描述当时农业生产概貌，并介绍中国传统农业细耕和多种经营方法和包括食品加工技术在内的农业科技的高超水准。 [64]这是中国农业科学第一次系统的理论表现形式，反映了当时农业发展的先进水平。 [106]
    历算
    南朝宋的祖冲之出身世代熟悉天文历算的家族，从小对天算有兴趣。他平生着作丰富，天文方面有《上“大明历”表》《驳议》；数学方面有《缀术》《九章术义注》《重差术》。他在科学上有三大成就：一，在张衡、刘徽的基础上，将圆周率数值精准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字；二，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岁差”数值记入历法运算中。还将闰月规则修整，这是唐代之前最好的方法；三，在机械方面，制作出指南车、千里船（即脚踏轮船）、水力运转的水碓模，以同一原动轮带动碓和磨作功。 [65]
    北齐张子信“视差”现象的发现，是继“岁差”之后古代天文学研究的又一伟大成果。从南朝刘宋《元嘉历》，再到祖冲之的《大明历》，直至北周《丙寅元历》，历法的计算一次比一次精确。 [106]
    地理学
    北魏的郦道元从小志于地理学研究。由于当时地理着作不够完备，所以他在各地做官之际进行实地考察。然后他以《水经》为蓝本，完成《水经注》。 [63]《水经注》不仅是中国古代一部地理学名着，也是一部优秀的山水文学名着。 [106]
    造船
    造船业在东吴的基础上又有较大的发展。运输、作战用的舰船只很多，往来于东海、南海和内地河道的船只频繁，大者可载重二万斛。 [86]北魏能造盛谷二千斛的大船，由官府经营。 [105]
    造纸
    造纸业有了新的发展。压光和染色是这一时期造纸技术的新成就。当时纸的名目很多，其中用藤皮造的藤角纸是一种质地优良的纸张 [33]。造纸业的发达对当时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86]
    军事
    播报
    编辑
    军队体制
    南朝
    南朝的主要军队大致分为两大类，即中央军和地方军。中央军一部分担任京师卫戍，称禁卫军，一部分屯驻京城附近的要冲之地，以保卫京城或受命出征。外军是中央军驻守在地方要镇的，由当地都督府统领，所以南朝的主要军队通常称中外诸军。在军事统御方面，一般由尚书省所属五兵曹主管军队的日常工作，同时设中领军统领京城的禁卫军，设中护军统率京城外宿卫军，使之相互制约，直归皇帝统御。由于南朝士族衰落，寒人兴起，君主利用寒人掌机要，专设制局监或外监军事机构，以侵夺中领军和中护军的权势。南朝常有权臣执政，或恢复丞相以统领军政，或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和录尚书事以掌握全国军政大权，而架空皇帝。在地方，南朝军事制度的特点是军政合一的都督和刺史领兵制。其中的宗王出镇制度是西晋时建立的，南朝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沿袭，由此成为南朝宗王起兵夺取皇位或叛乱的根源。都督多兼刺史，而且常与中央抗衡。 [19] [110]
    北朝
    北魏彩绘骑马武士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80]
    北魏的军队体制，由中兵、镇戍兵、州郡兵三部分组成。中兵又称台军，是北魏军队的主力。北魏前期，中兵多为鲜卑部落兵，主要任务是戍卫京师、出征作战，有时也戍卫地方要镇，是当时向四处征战的主力。其数量很大，前期动辄十几万甚至数十万人出征，大都属于中兵部队。北魏中兵领导体制，在前期主要是部落兵制，中兵的指挥权归皇帝直接掌握，下设八部大人制，实为部落联盟最高军政领导机构。孝文帝改制后，中兵的领导体制仿效汉制，设领军将军一人，“总握禁旅，兵皆属之”，权势极大。此外，在京师四方设置关津，以东、西、南、北四中郎将各领中兵镇守，并以护军将军统率四中郎将，扞卫京师。北魏中期以后，尚书省设五兵尚书，专管中外军的日常工作。 [110]
    为了防御北边柔然等游牧民族的侵扰，北魏在北疆和西北疆设置镇戍，派兵镇守，后来镇戍又设置于南部边界，这些守兵即是镇戍兵。镇戍兵的主要任务是戍边守土，战时也配合中兵征战。镇设镇将，戍设戍主，统率镇戍兵，镇将的地位相当于州刺史，戍主则常由郡太守兼任。各镇戍领兵数不等，一般说来，一镇有兵三、五千人。州郡兵即州郡属下的兵，主要是为防范人民的反抗，维持地方治安而设置。 [110]
    东魏、北齐的兵制，大体上沿袭北魏，只是在高欢执政时期实行夷、汉分兵制。高欢基本实行的是以鲜卑人当兵打仗、汉人务农纳粮服杂役的作法。虽有少数汉人兵，但与鲜卑兵分开，单立一军，由汉人将领统率。高欢曾在丞相府设骑兵曹、外兵曹，统率中军和外军。高洋代魏称帝后，将丞相府下属诸司合并尚书省，只留下骑兵、外兵二曹，改立为省，命亲将任二省长官，掌管兵事，直归皇帝统御。北齐时，挑选鲜卑兵中勇力超群者组成军队，号称“百保鲜卑”，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 [110]
    兵役制度
    南朝的兵役制度，主要实行的是世兵制，或称军户制。由于当时门阀士族和地方豪强势力强大，他们在战乱中不断地扩充各类依附人口，侵占国家领民。为了保证兵士的来源，从三国各政权开始，便把一部分民户强制变为军户，他们不入郡县民籍，另立军籍，归各军府管辖。南朝刘宋时沈庆之伐“蛮”，前后共俘“蛮人”20余万，并为“营户”，也即军户。北魏建国之初，主要实行部落兵制，后来也逐步实行镇户、府户即军户制。六镇兵民多是军户，经起义死亡流散之后，还有20余万。直到北周武帝时，还移并州军户4万户于关中。这个时期无论南朝还是北朝，都曾间行征兵制和募兵制，但世兵制始终是一种主要兵役制，这种兵制是为适应当时的战乱而设置的。军户子弟世代为兵，兵民分离，兵士一般是终身服兵役，父兄死亡，子弟替代。他们除战时打仗外，平时还要服各种苦役，因而兵士身份地位低贱；加之战争的摧残，南朝后期世兵制逐渐衰落，募兵制兴盛起来。 [110]
    西魏、北周实行的是宇文泰建立的不同于魏齐的府兵制。府兵制采取拓跋氏早期部落兵的形式，“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这是说，统兵官不论是汉人或其他族人，一律赐以鲜卑部落旧姓，其所统兵士亦从主帅改姓。又仿照拓跋氏早期八部大人制，立八柱国大将军（实际领兵官是六柱国），各领一军，是为六军。各柱国大将军领兵8000，总兵力近5万人。府兵仍由宇文泰统领。早期府兵包括鲜卑兵、关陇军户、“关陇豪右”所领乡兵，没有一般民户子弟。府兵另立军籍，不编入民籍，不负担赋役，平时半月宿卫，半月训练，轮流服役，战时出征。府兵制加强了官兵关系，提高了兵士的身份地位，增强了组织纪律性，因而大大提高了兵士的战斗力。北周武帝以后，不断扩大征召范围，以补充兵源，使府兵人数至隋文帝灭陈时，激增至50万人。府兵制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军制，为隋唐所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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