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成为唐帝国前期强盛的重要因素之一。 [110]
    兵种
    南朝
    为适应长期的南北对峙的需求，立国江南的南朝利用南方河流湖泊纵横的特点，大力发展水军，成为中国历史上水军 大发展时期，在战争中常使用舟师数万或十余万。而且由于南方军队作战总是离不开江河湖泊，因而即使步兵一般也具有水军乘船战斗的技术。实际上南方水军和步兵是不可分的，水军登陆即成步兵，步兵上船便为水师，这类事例在战争中常见。南朝水师中大批“拍舰”的出现，以及“拍车”在战争中的普遍使用，是水军发展的一种重要标志。“拍舰”作为水师战舰的主要装备，一直保留到宋代。 [110]
    南朝的步兵和水兵在北方平原野战中难于同北朝骑兵抗衡，但可以充分利用步兵攻守城镇，以及水军在江河湖泊中作战的优势，加上步、水、骑等军联合作战的战略战术，以进行北伐或对抗北朝骑兵的南进。 [110]
    北朝
    北朝是中国古代骑兵大发展的阶段。骑兵发展的基础是畜牧业经济，北魏先后有规模宏大的4个官办畜牧场，经常储备战马数十万匹，以备军国之用。北魏拓跋珪和拓跋焘平定中原时，常动用骑兵十几万，最多时达到40万左右。一个北方政权骑兵如此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110]
    骑兵大发展的另一个特点，乃是重装甲骑兵的出现。所谓重装甲骑兵，就是人和马都披铁甲的骑兵，当时称“甲骑”或“铁骑”。这种骑兵具有较强的防护力和集团冲击力，在对没有装甲的轻骑或步兵作正面突击时，具有相当大的威力。在汉末以来马铠发展的基础上，北朝的具装铠已在骑兵部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强大的骑兵集团的快速性和冲击力，能在野战中带来优势。但在攻城略地和守卫疆土方面，显然步兵占有优势，所以北朝政权稳固后的军队一般是建立步骑混合，而以骑兵为主的合成部队，作为国家政权的主力军队。 [110]
    社会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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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等级
    士庶
    东晋时期，门阀士族达到极盛阶段。南朝以后，虽有寒门地主称帝，但门阀士族的特权仍得到承认。
    南朝规定，高门大族的子弟二十岁登朝做官，庶族地主子弟三十岁才能试做小吏。高门大族升迁极快，短时期内就可“坐致公卿”。南朝的“清华贵重”的官职，几乎全被高门所垄断。他们竭力维护自己的特殊社会地位，宣扬“士庶天隔”，同庶族寒门保持着严格的界限，不同寒门通婚共坐。
    北朝郡望示意图 [82]
    为严格区分士、庶，于是谱学盛行。东晋南朝时，贾弼之祖孙三代专精谱学，撰《十八州士族谱》，共七百多卷。宋刘湛、齐王俭、梁王僧孺也都有谱学专着。谱学是吏部选官的重要依据，是维护士族政治特权的工具。大多数士族地主缺乏征战理政的才能，但也有少部分新兴士族阶层，在动乱时期乘势而起，成就事业后注重自身或后人文化教育，是社会顶梁柱。
    不甘心受到排挤的庶族通过各种途径登上政治舞台。南朝的开国皇帝，就都是通过领兵打仗、控制军权而上升起来的庶族。
    寒人掌机要
    由于士族缺乏办事能力，皇帝又怕他们难以控制，所以南朝时以寒人典掌机要，处理政务。
    东汉时政事归台阁，曹魏时权力集中到中书监、中书令手中，南朝时权力又集中到中书通事舍人手中。通事舍人不仅替皇帝起草诏令，又掌管政令，成为天子身边的实权职务。权力移归近臣，反映了皇权的加强，也反映士族已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
    南朝时，寒人担任的另一要职是典签。南朝君主鉴于东晋方镇势强，威胁中央，因此多以宗室子弟为州镇军政长官，以寒人为典签进行控制。典签职微权重，州镇要事，须典签签署方能实行。典签每年数次回京向皇帝报告，所谓“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因此，诸王刺史都非常害怕典签，故又有“诸州惟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之语。 [88]
    部曲佃客
    部曲、佃客是世家豪族控制的依附人口的主要部分，奴隶则是他们的私产。
    部曲原来的主要任务是作战，但随着南方战事的减少，越来越多的部曲被用于生产。梁张孝秀“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就是典型的例证。
    佃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政府依官品赐给的，一部分是私自招诱的。东晋、南朝的给客制规定：第一、二品官佃客无过四十户，以下每品递减五户，至第九品占五户。此外还有典计、衣食客等。这一部分佃客无独立户籍，而是登记在官僚地主的户籍上。他们不给国家交租调，服力役；而交纳百分之五十的地租给官僚地主。当时，“南北权豪，竞招游食”，私招的佃客很多。
    部曲、佃客为世家豪族世代占有，不经“自赎”或“放遣”，是不能获得自由的。他们实际上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世袭农奴。东晋南朝时，世家豪族都有大批的奴隶，政府毫不限制。农民破产自卖或在流亡中被掠，是奴婢的主要来源。他们是地主的私产，因而可以抵押或买卖。为了防止逃亡，奴隶都被“黥面”。
    南朝时，奴杀主人以及逃亡、暴动的事多有记载。在奴隶们的反抗斗争之下，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糜喃为客”“发奴为兵”等手段，使大量的奴隶转化为地主的佃客和国家的士兵。
    服饰特征
    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
    男服服饰
    礼服：除了北周以外，最大礼服祭服，仍只有一种，与汉代大致相同，惟衣裳主色稍有差异。
    平冕服：各级的形式、服色大致相同，唯衣裳上的章纹，天子用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等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等七章，天子用刺绣文，公卿用织成文。
    北周冕服：北周武帝汉化政策相成功，大力推行中国古代的周礼之制，因此北周的服色制度多根据周礼而定。
    委貌冠服：为公卿行卿射礼之礼服。衣黑而裳素，中衣以皂缘为领袖。
    朝服：同于汉代，天子与百官之朝服以所戴之冠来区别，亦都有五色朝服，不过汉代平时常朝以皂朝服、绛服为多，而魏晋南北朝则以绛朝服为主。
    通天冠服：魏晋南北朝，各王朝均以此服为天子的朝服，也是次等的礼服。着绛纱袍，皂缘中衣，黑鞋。
    远游冠服：为皇太子及诸王所服，着朱衣，绛纱袍，皂缘白纱中衣，白曲领。
    百官冠服：以绛纱为主。但陈制较复杂，百官位高者以朱衣为朝服，位卑者，则以皂衣为朝服，皂白纱缘中单。
    品色衣：天台近侍及宿卫之官，皆着五色衣，以锦绮馈绣，名曰品色衣。
    常衣：主要是裤褶服，用途非常广，可以做朝服、军服、便服、从贵族到庶民均用到它。
    女服服饰
    皇后谒庙服：是女性官服中，最隆重的礼服，也是皇后的嫁服。
    入庙佐祭服：为妃、嫔、命妇之祭服。在晋及南朝宋、陈均为皂上皂下。
    亲蚕服：为皇后行亲蚕礼之礼服，均为青上缥下。
    助蚕服：为妃、嫔、命妇助皇后行亲蚕礼之礼服，在晋及南朝陈为缥上缥下。南朝宋为青上青下。
    朝服：以上三朝均以为女性之朝服。
    比周礼服：女性官服与男性官服同样，非常复杂，用色亦多，与前述朝代大不相同。
    兵户吏户
    东晋、南朝时期，广大人民的身份日益低落，许多人沦为世袭的农奴，除了部曲、佃客外，还有属于官府控制的兵户、吏户和百工户等。
    晋、南朝继承了三国以来的世兵制，兵户世代当兵，受压迫极重。兵户除服兵役外，还要耕田纺织，向国家交纳租调。兵户的地位比自耕农低，甚至比佃客还要低。
    东晋、南朝的地方机构和中央官府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吏，少者数十，多者成千上万。地位低的文武吏，被迫为官府服各种杂役，耕种官田，在官府手工作坊中进行生产，他们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格外沉重。吏的来源，大多是来自“吏门”。这种吏户是世袭的，非经官府放免，不能免役。
    南朝时，百工即各类手工业者很缺，故官府对他们的控制极严。贵族、官僚私占百工户往往受到惩治。百工户从民间征调到官府作坊后，与配到作坊里的刑徒为伍，终年劳作，世代相袭，社会地位卑下，处境是同样悲惨的。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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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句丽墓葬中的女娲形象 [93]
    南北朝时，位于今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又称高丽）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更加密切，每年都有经常性的使节往来。在此期间，高句丽一面称臣纳贡于北朝，以保证了辽东地区的和平；一方面结托南朝，使其能利用南北对峙的局面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增强保障。北朝和南朝都对高句丽有所册封，这使其在对周边民族和政权的征战中拥有了政治上和战略上的优势，得以在迁都平壤后逐步确立对百济、新罗的战略优势，基本控制了朝鲜半岛北部。 [93]
    高句丽崇信儒家思想，在平壤设立太学，学习儒家经典。后来，佛教也传入高句丽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位于今吉林省集安市的丸都山城遗址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风水”理念。在丸都山城附近，还有大量与中原壁画题材相似的出行、战争、狩猎、宴饮以及涉及佛教题材的飞天、菩萨等壁画，体现出中原王朝对高句丽的文化影响。 [93]
    外交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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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
    梁武帝大同七年（541年），出使南朝的百济使者回国不仅带回《涅盘经》和《毛诗》，而且还有工匠和画师。朝鲜东海岸曾出土过一些花纹砖，和南京出土的齐梁时代的砖的莲花、缠枝纹等风格相同。朝鲜忠济南道公州郡宋山里古墓出土的“梁瓦官为师矣”铭文的莲花纹砖，说明当时百济引进南朝工匠及其工艺技术的事实。此外，中国的史书以及阴阳五行、医药等，都在这一时期传入朝鲜，对朝鲜的科技文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86]
    孙吴至南朝时期，日本从中国输入了各种纹饰的铜镜和透雕的金饰件。同时，有不少中国人经过朝鲜半岛移居日本，其中就有制陶匠和缝衣匠，他们的移居促进了日本手工业技术的发展。据日本文献记载，近年日本考古发现了一些具有中国南方风格的陶器（如钟形器、五联罐、盘口壶等）。在一些古墓周围发现的埴轮陶俑，其服饰和南朝陶俑相同。 [86]
    西亚
    汉代开始的“丝绸之路”在南朝时仍然畅通，同时由于航海业的发展，与西域、西亚各国又开通了海路交往。梁武帝中大通二年（530年）和大同元年（535年），波斯国王派使节到建康访问。这些交流带来了西方的玻璃制造技术。《南史》记载，大秦国曾遣使由海道至建康赠送各种琉璃（即玻璃），数年后一琉璃工人来，炼石为水晶，并传其术。说明此时中国已经学会了玻璃制法。 [86]
    南亚
    南朝时，印度的笈多王朝和中国互有来往。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笈多王月爱（应为新日王鸠摩罗·笈多一世）遣使到建康访问。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年），笈多王朝又遣使访问建康。此后梁、陈期间，也都有使节来访。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国王又遣使至建康赠送象牙佛像。此后，元嘉七年（430年）、元嘉十二年（435年）及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年），都有使节来访。 [86]
    这一时期，中国和印巴次大陆的佛法交流非常频繁，既有许多中国人西行求法，也有许多印巴次大陆的僧人来中国从事译经和传经。大量的印度佛经被译为汉文，印度的不少药方也随东来僧人传入中国。 [86]
    东南亚
    航海业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科技文化交流。六朝时，不少文入学士迁往交趾一带居住，对传播中国科技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国的建筑、造纸和纺织等技术传人越南。扶南国、占婆国（今越南中部）也多次派遣使节来中国访问并赠送礼物，南朝朝廷也回赠了很多礼品。 [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