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
    尉迟恭
    程知节
    秦叔宝
    虞世南
    孔颖达
    明《唐宋名臣半身像册》中的长孙无忌
    褚遂良
    薛仁贵
    狄仁杰
    姚崇
    宋璟
    张九龄
    郭子仪
    李光弼
    颜真卿
    张巡
    李白
    杜甫
    韩愈
    陆贽
    裴度
    白居易
    李德裕
    选制
    主词条：科举制度
    唐朝的科举有制举和常科。制举为选拔特殊人才，由皇帝召试，科目繁多，不常设。常科有六：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其中秀才应举者少，明法、明书、明算招考的是法律、书法、算数等专门人才，在常科中都不重要，而明经、进士则是常科乃至科举制中最主要的科目。明经科每年取百人左右，要多于进士科所取的三十人，但考试难度及社会地位均低于进士科，以致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189]
    雁塔进士题名墨迹 [144]
    参加考试的人有两种：出自各类学校的称“生徒”，学成直接参加尚书省礼部试；未入学的称“乡贡”，需先参加州县考试合格后，再参加尚书省礼部试。明经科考试主要是“帖经”，考的是背诵经典的能力，相对比较简单。进士科考试科目从唐初到玄宗不断变化，最后固定为三场：帖经、杂文（主要是诗赋）、对策。考试科目的变化与政治形势、文化风尚，以及统治者的好恶均有关系。 [189]
    常科及第，只获得出身即入官资格，要想获得官职，还必须参加吏部举办的“铨选”。铨选的标准有四：身（体貌）、言（言辞）、书（书法）、判（判语），其中的“判”是官员必备的处事能力。完整意义上的官员选举制度，包括获得入官资格的“举”和取得官职的“选”。明经出身，成为中下级官吏的较多；进士出身，则有更多的机会出任高级官吏。唐宪宗以后，进士出身的在宰相中已经占有绝对优势。到唐末，进士科出身者被称为“衣冠户”，享有免除徭役的特权，是宋代“官户”的前身。 [189]
    唐朝的科举制虽已确立，但仍不完善，具体表现为：
    1.
    取人不多。在前期与门荫入仕、胥吏入仕诸途径并存，在仕途中尚不占主要地位； [189]
    2.
    仍有“荐举”残余。即考试录取时，除成绩外，应举者的声誉和各方面的推荐对主考官有很大影响、于是举子为得到名人推荐，到处请托关系，趋附奔竞； [189]
    3.
    及第后不能及时和保证得官。许多明经进士终身没有官职，造成入仕成本过高，浪费人才。 [189]
    尽管如此，科举制的确立还是起到了抑制门阀、选拔寒庶的作用，是唐朝兴盛的人事保证。它所具有的不问出身背景、公平竞争的特色也被后世继承和发展。科举制总结了历代选官制度的经验教训，创设了一套更为完善的人才选拔机制，极大地扩展了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普遍推行的选官制度，直至清代晚期。 [189]
    律令
    立法形式
    主词条：律令格式
    唐朝明确规定国家的正式法律形式为律、令、格、式四种。《唐六典·刑部》中指出∶“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律即是刑事法典（包括了部分诉讼程序）；令是积极性的、正面性指导人们行为的法规，是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制度；格是以禁止性规范为主体的单行法规；式是国家行政事务的具体操作程序、公文的格式。唐代几次大规模的立法活动都是同时修订律、令、格、式，说明这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 [160]
    除了律、令、格、式四种法律体系外，唐朝还曾编制称之为“六典”的典章汇编。唐末又曾将律、令、格、式以及有关的制敕以刑事法律为主体，汇编为“刑律统类”。 [160]
    立法活动
    主词条：唐律
    《唐律疏议》残片 [143]
    唐律根据隋《开皇律》修撰而来。唐高祖时令刘文静、萧瑀和殷开山等人制订《武德律》。唐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人厘改《武德律》为《贞观律》。唐高宗永徽年间对唐律进行了修订，形成《永徽律》，并进行全面注释，写成《律疏》。传世的《唐律疏议》，分十二篇，共五百零二条，一般认为即《永徽律疏》 [143]。之后，玄宗朝又有《开元律》等。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 [161]，是传世的中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成为中华法系后世法典的蓝本。它对亚洲很多国家产生过显着的影响。 [209]
    唐朝法律将谋反、谋叛等反对朝廷的行为定作不得赦免或赎免的“十恶”大罪，对朝廷的延续起到了保障作用。又有一系列相关土地私有权的条例，维护了经济基础。贵族、富人、官僚受到了一定的不平等的法律保护，在与庶民触犯同样的法律下可减刑或免刑。 [51]
    经济
    播报
    编辑
    主词条：唐朝经济
    人口
    天宝时期人口分布图
    因隋炀帝杨广造成的隋末天下大乱导致全国人口锐减，至唐高祖武德年间仅200余万户，李唐统一全国后户口开始逐步恢复。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户数恢复至304万，人口达1235万，又获塞外归附人口120余万 [54-56]。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全国有户380万 [57]。武则天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有户615万，约3714万人。 [58]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户数，口数，为官方户口统计的峰值 [59]。安史之乱后，因藩镇割据及户籍统计和管理混乱废弛，户口数不符合实际情况。据学者分析，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全国人口至少有4600万到4700万左右，晚唐人口峰值达6000万左右。 [42] [60]
    唐代户口统计表
    年份
    户数
    口数
    出处
    隋末唐初
    -
    《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六》 [64]及《通典·卷第七》 [65]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
    （639年）
    据《旧唐书·地理志》诸州县户口统计而来 [138-141]
    唐高宗永徽三年
    （652年）
    -
    《唐会要·卷八十四》 [57]
    武曌神龙元年
    （705年）
    《旧唐书·卷八十八》 [58]
    唐玄宗开元十四年
    （726年）
    《旧唐书·本纪第八》 [66]《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 [67]
    唐玄宗开元二十年
    （732年）
    《旧唐书·本纪第八》 [68]《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 [69]
    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
    （740年）
    《旧唐书·卷三十八》 [70] [138]
    唐玄宗天宝元年
    （742年）
    《旧唐书·本纪第九》 [71]
    唐玄宗天宝十三载
    （754年）
    1
    2
    3
    1
    2
    3
    数据1据《旧唐书·本纪第九》 [59]
    数据2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 [72]
    数据3据《旧唐书·玄宗纪》天宝十三载课与不课户口分计数统计而成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
    （755年）
    《通典·食货七》 [73]
    唐肃宗至德元载
    （756年）
    -
    《唐会要·卷八十四》 [74]《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六》 [75]
    唐肃宗乾元三年
    （760年）
    《通典·食货七》 [76]
    唐代宗广德二年
    （764年）
    -
    《唐会要·卷八十四》 [77]
    唐德宗建中元年
    （780年）
    -
    《唐会要·卷八十四》 [78]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
    （820年）
    《旧唐书·本纪第十六》 [79]
    唐文宗开成四年
    （839年）
    -
    《唐会要·卷八十四》 [80]
    唐武宗会昌五年
    （844年）
    -
    《新唐书·卷五十二》 [81]
    现代学者们普遍认为唐朝的人口峰值出现于天宝十三载至十四载间（754年－755年），因学者考虑到佃农、隐户、奴仆、士兵、僧道、外族等不纳入户口统计的人而对唐朝人口峰值有不同看法 [61]。唐朝史学家杜佑认为天宝年间户口峰值为1300至1400万户；现代学者赵文林、谢淑君认为天宝十三载（754年）唐朝总人口数约为6300万 [63]；施建中认为，天宝年间唐朝总人口约有6000至7000万人 [195]；冻国栋认为天宝十三载（754年）唐朝户数大约为1430至1540万户，对应人口7475至8050万人 [62]；王育民认为天宝年间的人口峰值约为8050万 [4]；葛剑雄认为天宝十四载（755年）左右的人口峰值约在8000至9000万之间；陈旭麓提出唐朝人口峰值是9254万人；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更认为唐朝人口最高峰时约有2000万户，人口总数达1.4亿人 [60]。
    赋税
    唐初，征收赋税实行租庸调制。租庸调以人丁为本，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不论土地、财产的多少，都要按丁缴纳同等数量的绢粟。这是建立在唐初自耕农大量存在，并且都占有一定数量土地的基础上的一种赋税制度。自高宗以后，土地兼并日益发展，许多农民破产逃亡，成为地主的佃户。而天下户籍久不更造，户部按旧籍征敛租庸调，地方政府则把虚挂丁户的租庸调均摊到没有逃亡的贫苦农民身上，导致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无法继续下去。 [197]
    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改革税制，实行两税法。一年分夏秋两季收税，将征收谷物、布匹等实物为主的租庸调法改为征收金钱为主，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 [133]。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使古代赋税制度由“舍地税人”到“舍人税地”方向发展，反映出过去由封建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土地私有的原则变为不干预或少干预的原则。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的重大变革。 [134]
    农业
    唐朝前期
    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比较重视兴修水利和管理灌溉设施，中央有水部郎中、都水监，地方也有专门的官员；国家还制定“水部式”，作为专门的水利管理法规。唐代的水利工程70%兴筑于前期：武德年间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开渠，自龙门（今山西、陕西间黄河之龙门）引黄河水溉田，受益地达6000余顷。贞观年间江都（今江苏扬州）境内修雷塘及新筑勾城塘，可引渠溉田800顷。武则天执政时在营丘（今山东昌乐东南）东北所开的窦公渠，曲折30里，受益之田亦为数可观。唐玄宗统治时在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三河（今河北三河东）、彭山（今属四川）及武陵（今湖南常德）等地兴建的很多渠、塘、堰，均能溉田数千亩。 [52]
    曲辕犁
    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灌溉技术也有所提高，农民不仅用传统的辘转和桔棒汲水，而且制成水车、筒车，用以灌溉地势较高的耕地。北方旱地还使用立井水车溉田。农业工具的改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据各地发现的牛耕图，唐代前期已经把过去使用的直辕犁改造成曲辕犁，这种新式犁使用起来便于转弯。 [211]
    耕作技术的进步与灌溉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211]。到天宝年间，唐朝的达到850万顷。粮食产量也有提高。天宝八年（749年），官仓存粮达9600万石。长安、洛阳米价最低时每斗仅13文，青州、齐州每斗仅5文。 [52]
    中晚唐以后
    中晚唐以后，北方社会生产遭到破坏，人口不断南流。由于人口南迁，加上土地开垦及大修水利（如句容复置的废塘绛岩湖，洪州、常州、湖州、明州及越州等地也兴修了大型水利工程），因而经济成就远比北方显着（参见词条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 [132-133]。 [52] [220]
    元·赵原《陆羽烹茶图》（局部），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时，水稻种植在南方进一步发展，已采用插秧移植的技术。随着稻麦复种制的开始推广，亩产量有明显的提高。而植茶的发展对南方经济的上升具有重要的意义。唐代名茶达二十余种之多，遍产于长江上下游很多州县及福建等地。江淮、祁门等地经背茶业的人很多。私营茶园或雇农民采摘，或出佃收茶租。官茶园则征发茶农从事生产。唐代后期茶叶不但贩运于全国各地，而且也是输往少数族地区和国外的主要商品。 [220]制茶业的发展推动了茶文化的繁盛。唐中后期的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陆羽精于茶道，着有世界第一部茶叶专着《茶经》，将普通茶事升华为一种文化，饮茶之风广泛流行开来。陆羽对中国茶业和世界茶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茶仙”。 [144] [175]
    手工业
    唐朝手工业较前代有很大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有益的作用。 [42]
    经营形态
    唐代主要商业都会及手工业分布示意图 [145]
    唐朝手工业分官营、私营和家庭三种形态：
    1.
    官营手工业作坊规模最大，分工最细，分属于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三个部门。盛唐时期仅少府监使用的轮番服役的工匠就近二万人，属将作监役使的轮番服役的工匠亦达一万五千人。此外，在全国很多地方还设有冶监，专门掌管矿冶事业。官府手工业役使的劳动者有工匠、番户、杂户、官奴婢和刑徒等，其中以前三者为主。工匠、番户、杂户每年到官营作坊服役，有的二十天，有的一个月，有的轮流服役两个半月或三个月，服役者自备口粮。有的工匠长期留用，称作“长上匠”，官府另给报酬。有的官营作坊则部分地和雇劳力，每日给酬绢三尺，被雇者称“和雇匠”，有的称“明资巧儿”或“巧儿”。各种劳动者都对官府有人身依附关系。官府手工业的产品主要供皇族、官僚和军队消费。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匠反抗斗争的不断爆发，纳资代役与和雇等方式逐渐增加，人身依附趋向缓和。 [211]
    2.
    私营手工业作坊均从事商品生产，业主或主人均有技艺，称师、长老或都料，他们除依靠家庭成员劳动外，也雇用有技艺的工匠。个别的私营作坊规模相当可观，但一般的作坊规模都很小，仍从事个体经营。到官府作坊服役的各种工匠，有很多就是私营作坊的劳动者。 [211]
    3.
    男耕女织的个体农户也生产手工业品，主要是丝、麻织物。虽然这种家庭手工业在农民经济中仅处于副业地位，但由于全国大部分人口是农民，所以此类产品的总和在社会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农民的手工业产品除供自己消费外，也用于缴纳课调，只有一小部分当作商品出卖。 [211]
    生产技术的进步
    主词条：唐代瓷器
    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在纺织业、陶瓷业和金属制造业等部门表现得最为突出。 [211]
    纺织业主要从事丝、麻纺织，遍于全国各地。最重要的产区首推河南道，河北道居第二位，剑南道及山南道的部分地区亦盛产蚕桑，淮南、江南二道稍逊。上等丝织品称绫、罗；绢和絁是一般水平的产品，但产量较多。据记载，开元时的绢分八等，布分九等。上等绢多产于河南道，上等布多产于江淮流域。其中，尤以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亳州（今安徽亳州）的绢质量最高，属第一等。郑州、汴州（今河南开封）的绢列第二等。唐代丝织品色彩绚丽、图案新颖，而且吸收了一些波斯风格和手法。印染技术也有所提高，北朝的蜡缬法在唐代使用得更为广泛，唐代还先后出现了夹缬法和绞缬法等新技术。 [211]唐代晚期，南方种桑养蚕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使所贡丝织品的质量越来越高，数量越来越多。其中淮南、吴越、宣州等地的产品尤为名贵。
    唐代陶瓷部分作品(6张)
    陶瓷制造技术也有显着进步。越窑的青瓷色泽青翠，被称赞为“似冰似玉”；邢窑的白瓷“似银似雪”，质量很高。而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制作精美，有“假玉器”之誉。此外，以黄、绿、青三色釉陶制作成马、骆驼、人像等的“唐三彩”，造型生动活泼，色彩鲜丽，反映施釉技术有了新的提高，是这时期陶瓷生产的特色 [137]。唐三彩不仅在辽宋金元明继续发展，而且还传播到东北亚地区，衍生出“新罗三彩”“奈良三彩” [135]。白瓷和唐三彩的出现，为后代彩瓷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211]。晚唐以后，瓷器的造型种类比前期明显增加，施釉技术有所提高，装饰手法亦有改进。瓷器使用日益普遍，逐步取代金银器 [220]。
    （陶瓷图册主要参考资料 [136]）
    金属铸造技术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0年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发掘唐代窖藏，出土金银器270件，经鉴定可知，当时已出现手摇足踩的金属切削器具。唐代已能用灰吹法提取纯度很高的白银。铜器制造分布于扬州、并州、越州及桂州（今广西桂林）等地，尤以扬州所产的“方丈镜”“江心镜”最为驰名。 [211]
    造纸业在唐代后期有长足的进展，着名产地多在南方，如杭州、婺州（今浙江金华）、衢州、越州、信州（今江西上饶）等地均盛产藤纸，韶州（今广东韶关西南）用竹造纸，开辟了以后竹纸发展的道路。蜀人造纸还特重染色，能制成着名的“十色笺”。襄州（今湖北襄樊襄阳）善制漆器，称为“襄样”，亦为南方重要的手工艺品。 [220]
    商业
    唐朝商业比前朝发达，刺激着手工业进步，也加强着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 [42]
    货币
    开元通宝
    唐朝时，绢帛虽然继续当作辅币使用，但铸钱大量通行。唐初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体系，开始铸造轻重适中的“开元通宝”钱，以后广为流布。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体系。 [53] [211]
    唐朝政府不断出台严厉打击私铸和滥铸等的法令，并禁断使用恶钱，但是由于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坚挺，私铸和滥铸有暴利可图，所以成效并不理想。两税法实行以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现为钱重物轻即所谓“钱荒”问题的不断恶化。 [181]
    随着商业的发展，唐后期已普遍出现了供商人贮存和批发货物的邸店，以及承办商人货款的柜坊。柜枋经营钱物寄付，在柜枋存钱的客户可以凭书贴（类似于支票）寄付钱财。此外，唐后期还出现了一种信用券，称为“便换”，亦称“飞钱”。商旅只要付钱给各道设在京师的有关机构和商号，取得半联凭券，回到本道后就可以持券取款。飞钱的出现对于远途到京师做买卖的商人提供了贸易上的便利。这些都与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137]由于域外通商的发达，胡商遍布各大都会、名城。 [211]这些都说明了商业在唐朝中期的繁荣。
    城市、交通
    唐朝中期，由于人口增加，社会生产力提高，经济十分繁荣，城市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首先，城市数量增加，分布广泛，尤其是南方城市发展很快。西域、东北地区的城市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其次，城市人口总量有较大的增加。有研究者认为，隋唐时期城市人口总数达到了中国农业时代的一个高峰，“远远高于世界人口城市化的平均水平”。再次，出现了一批大城市，甚至还有人口达百万的特大城市，且中等城市的数量也有增多。唐代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主要为十府和二十四都督府所在的城市，其中都城长安为皇帝所在的政治中心城市，地位最为重要。东都洛阳也是河南府城，其地位仅次于西京长安 [196]。长安既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性的大都市。长安城周长七十余里，人口约一百万，全城由宫城、皇城、外郭城组成。全城布局整齐，道路宽阔，树木成荫。城中有东西两市，是全国最繁华的商业区。通过丝绸之路，各国商人们还通过长安把百货运销到中亚、西亚等地 [137]。唐代后期，坊市隔限的制度开始有所突破。大城市长安、汴州及扬州等地都出现了夜市，千灯照云，商客纷纷，一派繁盛景象 [220]。
    唐代交通的发达，为商品流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出于行政、军事的需要，驿传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当时每30里置1驿，全国共有陆驿1297所，水驿260所，水陆相兼的驿86所。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驿路通往全国大多数地区。以陆上交通而言，西到岐州（陕西凤翔），东到宋州、汴州，有宽阔驿道，沿途都有客店供应商旅食宿，并出租车驴，供给商旅乘骑和运输。再由此出行、南往荆襄、北达太原，东北至范阳，西南入川蜀，西北去甘、凉，一路上交通方便，商旅行走千里远路，不必自备行李食粮，也不用担心盗匪打劫。至于由官府设置的水陆驿馆，全国计有一千六百余所，驿馆宽大明敞，配备有驿丁，免费供应酒食住宿、还提供马匹、船只，供官吏乘坐和传递政府的文书之用。 [137]水路上洪舸巨舰，千舟万艘，交贸往还，十分繁忙。 [211]
    此外，水运和海上交通也很发达。沿运河交通点的许多地方发展成为繁盛的集镇，其中地处运河与长江会合点上的扬州是东南水陆交通的枢纽，商业最为繁盛，是南北百货荟聚的大商业都市，也是国际贸易的集散地。东与日本、朝鲜，南与南洋，乃至大食、波斯的商人进行着大宗的贸易。成都是西南一带的重要商业城市，与扬州处于相等的地位，时称“扬一益二” [220]。南方的广州，更是进行海外贸易的大都会，每年经常有许多外国商船来此。大历五年（770年）前后，进出口船只，高达四千余艘。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唐朝政府在这里设置市舶司，商船进口，要征收停泊税和收购政府所需的货物，然后才听凭与商人贸易。由于国际商人来往很多，有的且长期居留，政府特地设置“番坊”进行管理。 [137]
    唐代对外贸易繁荣，交流密切。除传统的北方丝路以外，还有草原丝路、青海丝路（唐蕃古道）、西南丝路（西南夷道）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分为南海丝路和东海丝路）。 [146]
    文化
    播报
    编辑
    主词条：唐朝文化
    唐文化以其博大的内容，恢弘的气势，雍容的风度，昂扬向上、坚定执着的进取精神，生动自然、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和艳丽明快的色彩而具有其独特的魅力。而唐王朝经济的繁荣、国势的昌盛、国内交通的发达和中外交往的频繁，不仅给唐代文化发展提供了坚实丰厚的物质基础和开放宽松的创造环境，而且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眼界，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并激励人们去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文化。 [164]
    文学
    诗（附词）
    主词条：唐诗
    唐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新高峰，其中最繁盛的是诗歌。仅《全唐诗》就收有二千三百余人的近五万首诗篇，其内容丰富体裁多样、作者众多。 [198]
    唐诗的发展阶段一般被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82]。唐初以陈子昂和“初唐四杰”等人为代表；盛唐有高适、岑参的边塞诗，王维、孟浩然的田园诗，而成就最大的是李白、杜甫。李白的诗气魄宏大、豪迈奔放，号称“诗仙”；杜甫的诗雄浑凝练、格调严谨，其人号称“诗圣”，诗作被赞为“诗史”；中唐有“大历十才子”，之后白居易改革诗歌，采平易语言，多叙事成分，开创“元和体”，影响最大。其他着名诗人还有元稹、韩愈、孟郊、刘禹锡、李贺、杜牧、李商隐等。 [198]
    唐朝后期，出现了与音乐搭配、句式长短不等的“词”。词一开始就具有抒情和艳丽倾向。 [198]
    “诗圣”杜甫
    “诗仙”李白
    白居易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韩愈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王勃
    骆宾王
    杨炯
    卢照龄
    柳宗元画像，清人绘
    王维彩像（清李瀛绘）
    韦应物半身像，取自《吴郡名贤图传赞》
    孟浩然
    李贺
    李商隐
    温庭筠像，取自《古圣贤像传略》
    文
    唐代文学的另一重要成就，是“散文”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表现是“古文运动”，主要发动者和参加者是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反对骈文，主张改革文风和语言，以散行单句作文，贯彻“文以载道”思想。其中韩愈的散文气势豪壮、论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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