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是第二天下午回去的。
    这个消息是二叔在元宵节当天晚饭的时候宣布的。说是宣布，其实也没那么正式，就是在吃饭的过程中随口提了一句。当时我们四个人正围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边，桌上的菜刚摆齐，胖子一边往杯子里倒酒一边说：“二叔，您明天下午走是吧？那我明天上午把车擦擦，送您去高铁站。”
    我正在夹一块香椿炒鸡蛋，筷子顿了一下。二叔明天下午就要走了？我下意识地看了二叔一眼，他坐在石桌的主位上，面前放着半杯白酒，脸色没什么变化，淡淡地“嗯”了一声，算是确认了胖子的消息。
    我本来想问一句“怎么这么快就走”，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二叔来雨村也有一段日子了，他在杭州有事，在北京有事，全国各地都有事，能在这里住这么久已经算是很难得了。我不应该表现得太过惊讶或者不舍，那样会让二叔觉得他在雨村待着给我们添了麻烦——虽然他从来不觉得给别人添麻烦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我不想让他有这种感觉。
    于是我把那块香椿炒鸡蛋塞进嘴里，嚼了两下，点了点头，表示我知道了。
    二叔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短，大概只有一秒钟，但我在那一秒钟里读出了很多东西。他在看我有没有不高兴——或者说，他在确认我对他要走这件事的反应。他看到我只是点了点头，没什么特别的情绪，就收回了目光，端起酒杯抿了一口。
    小哥坐在我旁边，一直在安静地夹菜。他听到胖子的话之后没有任何反应，甚至连筷子都没停，但我注意到他夹菜的方向稍微偏了一下——本来他在夹面前那盘腊肉，听到消息之后筷子转了个方向，夹了一筷子放在我碗里。是香椿炒鸡蛋。
    我低头看了一眼碗里多出来的那块香椿炒鸡蛋，抬头看了他一眼。他没看我，正在专心致志地吃他自己碗里的饭，好像刚才那个动作只是顺手而为，没有任何特殊的意思。
    但我总觉得，他是在用他的方式在说——“没事”。
    胖子坐在对面，一边倒酒一边继续说：“二叔，您到了北京之后，那个黎簇的事儿您多费心。那小子虽然嘴上没把门的，但人不坏，就是缺个能管住他的人。您要是有空就顺路把他从北京带回杭州，省得他自己坐车，那小子一个人坐车指不定又出什么幺蛾子。”
    二叔又“嗯”了一声，这次比刚才的声音大了一点，表示他听到了并且答应了。
    我听到“黎簇”这个名字的时候，心里动了一下。那小子自从上次从雨村回去之后，跟我联系得不多，偶尔发个微信，内容不外乎“吃了没”“在干嘛”这种毫无营养的废话，我回了他也回，但聊不了两句就没了下文。我知道他不是不想聊，是不知道怎么聊。他那个人，心里的东西太多了，多的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倒出来，所以就干脆不倒了，用那些没营养的废话把真正想说的话都盖住。
    二叔顺路把他从北京接回杭州，倒是一个不错的安排。二叔这个人，虽然看起来冷，但对晚辈还是有耐心的——至少对我和黎簇这种跟他有渊源的晚辈有耐心。而且二叔管人的方式跟我不一样，他不会像老妈子一样嘘寒问暖，他就是坐在那里，该干嘛干嘛，但你在他旁边坐着坐着，自己就把该说的话说了，该做的事做了。说不清楚是什么原理，大概这就是所谓的气场。
    我把碗里那块香椿炒鸡蛋吃了，又夹了一块。
    香椿炒鸡蛋这道菜，说起来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但在这个季节能吃上新鲜的香椿，那就是一件稀罕事了。香椿这东西，季节性太强了，就那么短短一段时间，过了那个时间就老了，嚼起来像草。雨村这边的香椿一般都是谷雨前后才冒芽，现在才二月，按道理是不该有的。但胖子在元宵集市上看到了，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他说是一个老太太在卖的，说是自己家院子里那棵香椿树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提前发了芽，芽不多，就一小把，老太太舍不得吃，拿到集市上来换几个钱。
    胖子看到那把香椿的时候眼睛都亮了，二话不说就买了下来，花了二十块钱。老太太还送了他一把小葱，说“小伙子你人好，这个送你”。胖子回来之后把香椿洗了又洗，焯了水，切成碎末，打了六个土鸡蛋，搅得匀匀的，下油锅一炒，香气一下子就窜出来了，整个院子都是那种独特的、带着一点辛辣的清香味。
    二叔吃到这盘香椿炒鸡蛋的时候，难得地多夹了两筷子。他平时吃饭都很克制，每样菜尝一点，绝不会对哪道菜表现出特别的偏爱。但今天这盘香椿炒鸡蛋，他夹了三次。第三次的时候胖子看到了，脸上的表情简直可以用“受宠若惊”来形容——虽然他做的菜，但二叔多吃两口好像是在夸他似的。
    除了香椿炒鸡蛋，胖子还做了几道山里的特色菜。一道是腊肉炒蕨菜，蕨菜是胖子前两天从后山采的，嫩得很，掐一下就能掐出水来，焯过水之后跟腊肉一起炒，腊肉的油脂渗进蕨菜里，蕨菜的那种独特的滑嫩口感和腊肉的咸香结合在一起，好吃得让人停不下筷子。一道是清炒野芹菜，野芹菜也是在山上采的，比菜市场里卖的芹菜细得多，味道也更冲一些，但那种冲不是难吃的那种冲，是越吃越上瘾的那种。还有一道是笋干老鸭汤，笋干是去年冬天自己晒的，老鸭是从村里老李家买的，炖了一整个下午，汤色奶白，上面飘着一层金黄色的油花，喝一口鲜得眉毛都要掉了。
    这些菜摆在石桌上，满满当当的，加上元宵节必备的汤圆，整个桌子都快摆不下了。胖子还在厨房里忙活，说要再炒一个青菜，被二叔叫住了，说“够了，别浪费”。胖子从厨房窗口探出头来，看了一眼桌上的菜，大概是觉得确实够了，就关了火，端着一碗汤圆从厨房里出来了。
    他在石桌旁边坐下来，解开围裙，往椅子上一靠，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开吃开吃，今晚不醉不归。”
    我说：“你又喝不了多少，还‘不醉不归’。”
    胖子瞪了我一眼：“我喝不了多少？上次在镇上我跟老李头喝了半斤白的，你忘了？”
    “半斤白的你就吐了，还好意思说。”
    “那是那天我胃不舒服，”胖子面不改色地狡辩，“今天状态好，二叔在这儿，我得陪着喝好。二叔，您说是不是？”
    二叔端起酒杯，没说话，只是冲胖子举了一下杯，然后抿了一口。胖子赶紧也端起杯子，咕咚喝了一大口，喝完被辣得嘶了一声，但脸上还维持着那种“我很能喝”的表情。
    小哥在旁边默默地夹菜，吃得很慢，但一直没有停。他今天破例喝了一点酒——不是白酒，是胖子自己酿的米酒，度数很低，甜丝丝的，喝起来像饮料。胖子给他倒了一杯，他端起来喝了两口，然后就没再碰了。杯子放在他右手边，里面的米酒还剩大半杯，在夕阳的余晖中泛着琥珀色的光。
    夕阳。
    说到夕阳，元宵节傍晚的夕阳确实好看。天边的云被烧成了橘红色、粉紫色、金黄色的渐变，一层一层的，像是有人用毛笔在天上晕染开了颜料。太阳从山脊线上慢慢地往下沉，每沉一点，颜色就变一点，从刺目的亮白变成温暖的橘黄，再变成深沉的红，最后在天边留下一条细细的金线，然后就消失在了山的那一边。
    我们在夕阳的余晖中吃着饭，喝着酒，说着话。院门是开着的，能看到巷子里的石板路被晚霞染成了淡紫色，有几只鸡从门口走过，咕咕咕地叫着，大概是赶着回窝。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是村里的孩子们在放那种摔炮，噼里啪啦的，听起来像是一串小鞭炮在空气中炸开。
    “二叔，”胖子喝了几口酒之后话更多了，“您这次去北京，大概待多久？完事了要是没事的话，再回来住几天呗。山上的春笋过几天就该大冒了，到时候我给您做腌笃鲜，那味道，绝了。”
    二叔放下筷子，想了一下，说：“看情况。事情办完了就回来。”
    这个回答很模糊，既没说一定回来，也没说不回来。但胖子已经很满意了，因为他知道二叔这个人说话向来如此，能说出“看情况”三个字，就说明他心里是有这个打算的。
    “那行，”胖子说，“那我把春笋给您留着，您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做。实在不行，晒成笋干给您寄过去也行。”
    二叔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我一边吃着碗里的腊肉炒蕨菜，一边听着胖子和二叔的对话，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不是难过，也不是不舍，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啊，又要恢复成三个人了”的感觉。二叔在雨村的这些天，院子里的气氛跟平时不太一样。不是更好或者更坏，就是不一样。多了一个人，多了一份安静——虽然二叔不爱说话，但他的安静跟小哥的安静不一样。小哥的安静是那种融入环境的、像空气一样的安静，你不刻意去注意的话甚至感觉不到他在那里。二叔的安静是那种有重量的、像一座雕塑一样的安静，你知道他在那里，你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他的存在感太强了，强到你不自觉地就会注意到他。
    但不管是哪种安静，它们都会让人觉得安心。二叔在的时候，这个院子好像多了一层保护罩，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进不来。现在这个保护罩要撤了，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心里总归有那么一点点的——怎么说呢——一点点的空。
    不过这种空也就是一瞬间的感觉，因为胖子紧接着就说起了一件让我差点把饭喷出来的事。
    “小天真，”胖子嘴里嚼着一块腊肉，含混不清地说，“你那微博粉丝多少了？”
    我说：“你问这个干嘛？”
    “我就是好奇，”胖子咽下腊肉，擦了擦嘴，“你不是在上面发喜来眠的宣传吗？我看你那些日常照片拍得还挺好的，应该涨了不少粉吧？”
    我想了想，说：“也就几百个吧，大部分都是认识的。”
    “几百个？”胖子瞪大了眼睛，“你发了那么多条，才几百个粉丝？我随便发个朋友圈点赞都不止几百个。”
    “那能一样吗？”我说，“朋友圈是朋友圈，微博是微博。而且我又不是什么网红，谁会来关注一个农村小饭馆的微博？”
    胖子张了张嘴，大概是想反驳，但想了想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就没再说什么。但他那个表情，明显是在盘算着什么。我太了解胖子了，他那个表情一出现，就说明他在想什么歪点子。果然，过了大概十几秒钟，他说：“要不你买个推广？花点钱，让微博官方帮你推一推，粉丝不就上去了？”
    “花钱买粉丝有什么意义？”我说，“都是僵尸粉，又不来吃饭。”
    “那你就搞点活动，转发抽奖什么的，送喜来眠的代金券，肯定有人来。”
    我想了想，这个倒是个办法，但又觉得搞活动太麻烦了，要设计海报、写文案、算奖品数量，想想就头疼。我说：“再说吧，最近没空弄这些。”
    胖子哼了一声，说：“你就是懒。”
    我没否认。
    二叔在旁边听着我们讨论微博的事，一直没插嘴。但当我提到“农村小饭馆”的时候，他的筷子顿了一下，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那么一点——我说不上来是什么——大概是在想“这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了”或者“喜来眠可不是什么农村小饭馆”。但二叔没说出口，只是看了我一眼，然后就继续吃饭了。
    小哥从头到尾没参与这个话题。他对微博、粉丝、推广这些东西大概没什么概念，或者说有概念但完全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东西跟我们不太一样——他感兴趣的是院子里的菜地长了没有、后山的竹子发了多少新笋、厨房里那坛腌萝卜什么时候能开坛。这些对他来说才是重要的，那些虚拟世界里的数字，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胖子把院子里的灯打开了，还是门廊上那盏暖黄色的灯泡，光线不算亮，但刚好能照到石桌这一片区域。灯光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地上，四个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交叠在一起，像一幅不太像画的画。
    胖子从屋里拿出了几个灯笼——就是今天在猜灯谜的摊子上赢的那些，挑了两个最大的，点亮了里面的小灯泡，挂在院门的两侧。红灯笼在夜风中轻轻摇晃，光线透过红色的绸布洒出来，把院门周围染成了一片温暖的红。然后他又把那个小兔子灯笼点亮了，放在石桌的中间，兔子的肚子里透出暖白色的光，把每个人的脸都照得柔和了几分。
    “这才像过元宵嘛，”胖子满意地看着自己的布置，拍了拍手，“有灯笼，有汤圆，有酒有菜，就差烟花——不过雨村不让放烟花，怕烧山，那就没办法了。”
    我端起酒杯——杯子里是胖子酿的米酒，甜丝丝的，带着一点微微的气泡感——喝了一口，靠在椅背上，仰头看天。今晚的月亮很圆，很亮，挂在天上，像一个银白色的盘子，周围的星星都被它的光芒盖住了，只能看到几颗最亮的。月光洒在院子里，把石桌石凳、菜地、柿子树都镀上了一层银色的光，跟灯笼的红光交织在一起，让整个院子都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梦幻感。
    二叔也靠在椅背上，手里端着那杯白酒，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喝了大半。他今天喝得比平时多，平时他最多喝两三口，今天这杯已经见底了。胖子注意到了，又给他倒了一点，他没拒绝。
    “二叔，”胖子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劝酒，“您这次回北京，帮我们跟小花说一声，让他有空来雨村玩。喜来眠开了这么久，他还没来过多久呢。”
    二叔说：“他忙。”
    “谁不忙啊，”胖子说，“忙也不能不来啊。再说了，他来了又不吃亏，我们这儿有吃有喝的，空气又好，比他在北京吸雾霾强多了。”
    二叔没接这个话，但点了一下头，表示他会转达。
    我在旁边听着，心里想着小花上次说要来结果没来的事。其实也不能怪他，他的公司那么大，事情那么多，能抽出时间来一趟已经不容易了，临时有事也不是他能控制的。而且他这个人，做事向来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他的日程表上的事情永远比实际能完成的多一倍，能推掉的应酬他都会推，但有些事确实推不掉。
    不过话说回来，我也确实有点想他了。不是那种很想很想，就是偶尔会想起来——“小花最近怎么样了”“他在北京忙什么呢”“有没有好好吃饭”——这种程度的想。我们平时微信联系不多，他太忙了，我发一条消息他有时候隔好几个小时才回，回的内容也都很简短，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吃饭”，偶尔会多打几个字，比如“你那边怎么样”“天气好吗”这种。我知道他不是不想多聊，是真的没时间。
    上次他给我打电话，那通电话打了大概十分钟，前五分钟他在说公司的事——哪个项目出了什么问题、哪个合作方又在扯皮、哪个员工干得不错值得提拔——后五分钟他在问我雨村的事——冷不冷、忙不忙、小哥和胖子怎么样。我说都挺好的，他说那就好，然后沉默了几秒钟，说“有空去看你”，我说“好”，然后就挂了。
    每次都是这样。他想说的话好像永远说不出来，或者说出来了但又不是他想说的那个意思。我也是。我们两个人在电话里聊的那些东西，跟真正想聊的东西之间，隔着一层薄薄的、透明的、但怎么也捅不破的膜。
    算了，不想这些了。今天是元宵节，应该想点开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