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火器司。
    巨大的铁锤砸在通红的铁块上，溅起一蓬火星。
    风箱呼哧呼哧地响，炉火映着匠人们黝黑的脸膛。
    整个火器司像一个巨大的蜂巢，到处是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刺鼻的硫磺味、工匠们粗声大气的吆喝。
    “升温再快些，铁水才能流得匀。”
    匠头的吆喝声不断响起，“这批枪管，膛线一定要拉直，不能有半点偏差。”
    工匠连连点头，又忍不住嘀咕：
    “大人，您这新法子是快，可就是太费煤了。再这么烧下去，库里的煤撑不到夏天。”
    那匠头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
    “煤的事，户部已经在想办法了。粤北新开了几座煤窑，下个月就能供上。”
    他走向另一座工棚，那里正组装着一门新铸的红夷炮。
    炮身粗大，口径足有五寸，几个人正用绞盘将它缓缓吊起，安放到炮车上。
    “这门炮，试过了吗？”
    “试过了，”负责的匠官满脸兴奋，“一炮轰塌了半堵墙，比虏人的红夷炮还厉害！只是太重，转运不易。”
    匠头绕着炮走了一圈，沉吟道：
    “重不怕，威力大就行。这是给水师用的，装上船，就是海上巨无霸。”
    他忽然想起什么，问：
    “掌心雷那边，这个月产量如何？”
    “回大人，上月三千枚，这个月加了两个班，能到四千。”
    匠头点点头，脸上终于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
    一年之内，一万支燧发枪，三百门火炮，五万枚掌心雷——
    这个目标，看起来很远，但只要炉火不熄，铁锤不停，总能砸出来。
    他抬头望了望天。
    广州的夏天来得早，这才四月，日头已经毒辣起来。
    可他知道，真正的热火，还在后头。
    朱由榔立在御书房窗前，望着院中那株木棉。
    二月时还光秃秃的枝干，如今已是满树绿叶，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
    身后传来轻而稳的脚步声。
    “陛下，”
    瞿式耜的声音，“江南各府县清丈进展的奏报，都在这儿了。”
    朱由榔转过身，接过那厚厚一叠文书，没有急着翻阅，只是轻轻拍了拍。
    “瞿先生，”他忽然问，“你说，一年之内，这些事能办成吗？”
    瞿式耜沉默片刻，缓缓道：
    “清丈之事，自古难行。江南士绅，盘根错节，必生怨望。然陛下有锦衣卫暗中查访，有地方官明面推行，有百姓期盼公平之心为助，一年之内，当可粗定。”
    “新粮推广呢？”
    “占城稻耐旱，于江南低洼之地未必尽宜。然户部谨慎，先试后推，即便有失，亦不过一府一县。此事可行。”
    “军备呢？”
    瞿式耜笑了，难得露出几分轻松之色：
    “火器司、兵仗局日夜赶工，宋应星亲自主持，臣去看过，炉火昼夜不熄。
    一年之内，必有过万燧发枪、数百火炮交付军中。水师那边，国姓爷更是不需朝廷多操心——他比谁都急着造船。”
    朱由榔点点头，目光又望向窗外。
    “那吴三桂呢？孙可望呢？北京那个病秧子摄政王呢？他们会给朕一年时间吗？”
    瞿式耜没有回答。
    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
    窗外，木棉的叶子在风中轻轻摇曳。南国的夏日很长，长到可以做很多事。
    长沙。
    夜已深。
    湘江的潮气漫进窗棂，烛火被吹得摇曳不定，将墙上的人影拉得忽长忽短。
    秦王行辕深处这间书房，今夜没有点太多的灯。
    孙可望独坐案前，面前摆着一封没有抬头、没有落款、没有任何印信的密信。
    信纸是寻常的宣纸，墨色晦暗，像是故意用陈墨写成，以免被人追查来路。
    信很短。
    寥寥数行，他却看了整整半个时辰。
    “……大清素闻秦王镇守西南，威德远播，保境安民，实为一方柱石。
    今江南沦陷，明寇窃据东南，气焰嚣张。然其根基未固，李定国、张煌言各怀心腹。”
    “秦王据有云贵川湘，拥精兵十万，进可问鼎中原，退可永镇西南。
    明廷虽以虚名相加，然李定国已封国公、镇安庆，而秦王仍滞长沙，名为四省总督，实有地无权。他日明廷根基稳固，岂能容王坐大？”
    “朝廷愿与秦王约为兄弟，世世通好。若蒙不弃，可遣使密商。
    云贵之地，朝廷绝不染指；
    湘西、川东，亦可与秦王共之。
    这封信是在提醒他：你与明廷之间，并非没有裂痕。
    孙可望将信纸缓缓折起，塞进袖中。
    窗外传来更鼓声。
    三更了。
    他起身，走到窗前，推开一条缝。
    春夜的凉气扑面而来，带着江水的腥味和远处隐约的马粪气息。
    长沙城的灯火已经熄灭大半，只有巡街兵丁的火把偶尔闪过。
    方于宣不知道这封信。
    他麾下的任何将领都不知道这封信。
    那封送往北边的信，是他亲手写的，用的是私人的渠道——
    一个常年在荆襄做皮货生意的商人，表面上是他的“耳目”，实际上是云南土司旧部出身、对他死心塌地的人。
    最近一年，他眼看着明军收复江南，眼看着李定国封国公、驻安庆。
    眼看着朝廷的政令一道道从广州发出，直达南京、杭州、苏州——
    那些曾经是他“四省总督”名义下该管的地方，如今连个报备的公文都没有给他送来。
    他眼看着自己，从一个“四省总督”，渐渐变成一个被晾在长沙的摆设。
    而现在，回信来了。
    信中没有逼他立刻表态。
    没有让他“反正”或“归顺”。
    只是告诉他：我们知道你。我们知道你和李定国的事。我们知道你手里有什么。我们不急，我们可以等。
    这比任何逼他表态的话都更让他不安。
    ——他们太清楚了。
    清楚他的处境，清楚他的心思，清楚他不敢对任何人说的话。
    孙可望关上窗，走回案前。
    他重新点燃那根被风吹灭的蜡烛，将袖中的信又掏出来，看了一遍。
    “明廷虽以虚名相加，然李定国已封国公、镇安庆，而秦王仍滞长沙，名为四省总督，实有地无权。”
    他盯着这几行字，忽然笑了一声。
    笑声很轻，在空荡荡的书房里显得格外突兀。